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殡葬管理实施办法（修正）
湖北省人民政府


（1994年11月8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63号发布 根据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的《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废止有关行政规章的决定》进行修正 2000年10月17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204号发布的《湖北省殡葬管理办法》将本文废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殡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殡葬管理工作坚持积极地、有步骤地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破除封建迷信的丧葬习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方针。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殡葬管理工作的领导，采取有力措施，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做好殡葬工作。
各级民政部门是殡葬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做好殡葬管理的具体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
国家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做好殡葬改革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引导群众破旧俗树新风，积极贯彻执行殡葬管理的各项规定。
第四条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少数民族群众自愿实行丧葬改革的，他人不得干涉。

第二章 火葬和土葬管理
第五条 因地制宜地划定火葬区与土葬改革区。凡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划为火葬区；其他地区划为土葬改革区。
在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划定火葬区与土葬改革区，由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含地区行署）同意，省民政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在乡（镇）以下（不含乡、镇）调整火葬区与土葬改革区，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含地区行署）审批后，报省民政部门备案。
第六条 凡在火葬区内死亡的人员，除国家和本办法另有规定外，遗体一律实行火葬。
火葬区内因工伤事故死亡的人员及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员，不得借故土葬；非火葬区人员死于火葬区内的应就地火化。
火葬区内禁止将遗体私自就地土葬或运到土葬改革区土葬；禁止将骨灰装入棺木再行土葬。
第七条 火葬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遗体土葬提供墓地、墓穴、车辆的使用及其他方便。
第八条 火化后的骨灰应按照因地制宜、方便群众、有利管理的原则处理。骨灰可以存入骨灰堂（包括骨灰墙）；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依法建立骨灰公墓。提倡不留骨灰或植树代墓等新的葬法。
第九条 土葬改革区应逐步建立土葬公墓，按用地规划埋葬遗体。未建土葬公墓的地方，有荒山瘠地的，应埋入荒山瘠地；无荒山瘠地的，实行平地深埋，不留坟头和碑志。
禁止乱埋乱葬或在耕地（包括自留地和承包地）和宜林山地埋葬遗体。
第十条 土葬改革区内自愿实行火葬的，他人不得干涉，当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所在单位应予支持和提供方便。
第十一条 禁止在下列地区葬坟：
名胜古迹、文物保护区、风景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除省民政、林业部门共同划定的葬坟区域以外的范围。
河堤库坝的堤身、坝身及其保护区范围内；铁路和公路两侧以及重要建筑工程附近区域内。
上述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革命烈士墓、知名人士墓、华侨祖墓、港澳台同胞祖墓、外籍华人祖墓和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外，均由当地人民政府限期迁移或平毁。
第十二条 禁止恢复或建立宗教墓地。禁止将因国家或集体建设已经迁移或平毁的坟墓返迁或重建。禁止为活人立墓。

第三章 公墓和骨灰堂管理
第十三条 公墓是安葬骨灰或遗体的公共设施，分为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
第十四条 公墓建设应坚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节约土地，加强管理的原则。
第十五条 公益性公墓由乡（镇）或村民委员会兴办和管理，埋葬本乡、本村已故居民的骨灰或遗体。
兴办公益性公墓，由乡（镇）或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报县（市、区）民政部门批准，并报地、市、州民政部门备案。公益性公墓所需土地，依法向土地部门申请。
禁止公益性公墓对外经营。
第十六条 经营性公墓，由县（市、区）殡葬事业单位兴办和管理，也可与有条件的乡、村联办。其他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独自经办。经营性公墓主要安葬本地已故城镇居民的骨灰或遗体。
兴办经营性公墓，由县（市、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省民政部门审查批准，并依法向土地、工商等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经营。
兴办中外合资（合作）公墓，应经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后，报省民政部门审核，再报国务院民政部门审批。中外合资（合作）公墓，应由殡葬事业单位参与合资（合作）经营和管理，其他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不得单独与外方兴办中外合资（合作）公墓。
第十七条 公墓埋葬的骨灰盒（坛）1个占地不得超过1平方米。
在土葬改革区内，安葬1具遣体占地1个棺木所需面积为限。
第十八条 乡、村骨灰堂是安放当地已故民居骨灰的场所，由乡、村负责修建和管理。

第四章 丧葬用品管理
第十九条 生产、销售丧葬用品（包括寿衣、花圈、存放骨灰的器具、棺木、黑纱、墓葬用的石碑石料等）的单位和个人，须报（市、区）民政部门审查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后，方可开业。
第二十条 火葬区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棺木等土葬用品。
第二十一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

第五章 华侨、外籍华人及港澳台胞的殡葬管理
第二十二条 华侨、外籍华人及港澳台胞要求将故者骨灰运回我省原籍安葬的，应向安葬地侨务、外事、台湾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由侨务、外事、台湾事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确定安葬地点和有关安葬事宜；要求将遗体运回我省原籍安葬的，应事先报经省民政部门批准，并依法办理有关
入境手续。安葬的地点由原籍县（市、区）民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华侨较多的县（市、区），可以兴建华侨公墓，用于安葬已故华侨骨灰或遗体。也可安葬已故港澳台胞及外籍华人的骨灰或遗体。
第二十四条 华侨、外籍华人及港澳台胞要求修复祖坟，应向当地侨务、外事、台湾事务部门或民政部门申请，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殡葬事业单位管理
第二十五条 殡葬事业单位是实施殡葬改革和殡葬服务的单位，包括殡仪馆、火葬场、殡葬服务站、骨灰堂和公墓管理单位。建立火葬设施和殡仪馆的费用应列入地方基本建设计划，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集资兴建、
第二十六条 殡葬事业单位应建立和完善适合本行业的经营机制，改善服务设施和条件，开展殡葬系列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
第二十七条 加强职工队伍建设，提高殡葬事业单位干部、工人的思想业务素质，严守职业道德。
禁止以任何借口刁难丧户，禁止向丧户索取财物。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执行《规定》和本办法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民政部门或县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规定》和本办法的，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火葬区内私自土葬的，由当地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直接责任人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强制火葬或平毁坟墓。
（二）乱占耕地（包括自留地和承包地）或在宜林山地建坟以及出租、转让、买卖墓穴或经营墓地的，应限期迁移或平毁坟茔，同时按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10至15元的标准处以罚款；获得非法收入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乱占耕地（包括自留地和承包地）建坟，经处罚后仍不迁移或平毁坟茔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强制迁移或平毁坟茔。
（三）擅自生产和销售殡葬用品，生产和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或在火葬区内生产和销售棺木等土葬用品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停止生产和销售、没收实物和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并处生产销售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责令限期整顿；
（四）利用丧葬仪式，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或骗取财物，以及拒绝、阻碍殡葬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五）从事殡葬工作的职工，因玩忽职守造成恶劣影响或酿成重大事故的，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经济制裁或行政处分。
依照本条规定所获罚没收入，按《湖北省罚没收入管理办法》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国家职式死亡后，其亲属在丧葬活动中违反《规定》和本办法的，除按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罚外，所在单位不得给予丧葬费，也不得为其丧葬活动提供方便。
国家职工拒不执行《规定》和本办法，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或其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违反《规定》和本办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办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殡葬服务的各项收费标准，由省物价、财政、民政部门共同制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2月30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133号发布 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
16、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63号
《湖北省殡葬管理实施办法》第一条修改为：“根据《殡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分别修改为：“（二）乱占耕地（包括自留地和承包地）或在宜林山地建坟以及出租、转让、买卖墓穴或经营墓地的，应限期迁移或平毁坟茔，同时按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10至15元的标准处以罚款；获得非法收入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
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乱占耕地（包括自留地和承包地）建坟，经处罚后仍不迁移或平毁坟茔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强制迁移或平毁坟茔。
（三）擅自生产和销售殡葬用品，生产和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或在火葬区内生产和销售棺木等土葬用品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停止生产和销售、没收实物和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并处生产销售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责令限期整顿；”



1994年11月8日
走向公正和谐之路
─以ADR视角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

陈冲


有社会便有纠纷，纠纷的解决是社会的内在需要。纠纷的解决有多种方式，有当事人之间的自行协商、交涉、和解，也有外力介入的调解、仲裁、行政决定直至审判。在中国传统社会，受儒家“礼治”“无讼”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一般的民事纠纷采取的解决途径更多的是调解而非诉讼。发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调解制度，迎合了这种历史传统，在建国后解决了大量的民间纠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转型，人民调解出现了逐渐萎缩的趋势，被西方法学家誉为“东方之花”的人民调解制度似乎已蜕变成了“昨日黄花”。而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20年中，当代西方社会对调解作为纠纷解决途径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俨然已视调解为最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后，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使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相衔接，已成为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对于两调衔接，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更多关注的是微观操作层面的问题，如法院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扩大人民调解的范围、赋予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本文愿从整个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宏观角度，借助ADR理论，来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各自功能及关系，探讨两调的衔接方式及程序。
ADR乃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可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它既包括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也包括各种专门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的裁决、决定，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调解，也包括各类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裁定。西方国家推行ADR，主要缘由于应对“诉讼爆炸”而引起的司法危机，但其深层次的价值和社会需求在于：“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更多选择权”。
根据主持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ADR主要可分为：（1）民间团体或组织的ADR，如各国仲裁机构的仲裁、我国的人民调解、日本的交通事故纷争处理中心、美国的邻里司法中心等；（2）国家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ADR，如劳动争议仲裁、消费者协会调解等；（3）司法ADR（又称法院附设ADR），即虽不同于审判，但与诉讼程序相关联，或在法院主持下的纠纷解决制度。按上述分类，人民调解应当归为民间团体ADR，而诉讼调解可类归为司法ADR（我国的诉讼调解严格意义上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下文将专门论及）。
一、人民调解与诉讼的各自功能及关系
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人民调解与诉讼最大共同点在于均是中立的第三者介入下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根本目的都是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但两者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几点：
1、是否具备强制性不同。人民调解最大的特征是群众性和自治性，而诉讼的显著特征是国家的强制性，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纠纷的干涉。
2、是否具有终局性不同。作为人民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不具备法定的强制执行力，而诉讼的裁决结果则具有最终性，即一个纠纷经过诉讼解决以后再也不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来解决。
3、受案范围不同。人民调解与诉讼在纠纷解决范围方面存在诸多重合，但也有诸多不同。根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由此我们看出，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民间纠纷，有相当部分如发生在家庭成员、邻里、同事、村民间的婚姻纠纷、财产纠纷、损害赔偿纠纷，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重合的。但两者受案范围也有诸多不同。相当一部分人民调解受理纠纷，不具备诉的要件，不能纳入诉讼范围。而相当一部分技术性、专业性纠纷，则不宜纳入人民调解范围。
4、程序的便利性、纠纷解决成本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诉讼具有的正式性和规范性，加上“程序正义”的要求，都使得诉讼程序都比较复杂、严格，甚至很繁琐，因而诉讼活动耗时、费力，成本较大。而相较而言，人民调解则没有强制性规定，比较灵活自由，强调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性，程序上简单、快捷，省时、省心、省力。
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虽有诸多区别，但因两者受案范围存在诸多重合，从ADR理论角度审视，两者又存在联系。人民调解作为诸多ADR中的重要方式之一，系纠纷解决的“第一道防线”，而诉讼则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将能有效减轻诉讼的负荷。人民调解等ADR的成功运作，将能满足多元化的社会对于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的多元化需求。人民调解等ADR形式为人们的协商、沟通和对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能够使当事人通过法律的、道德的、习惯的手段，简便、迅速、高效地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实现利益与效率的双赢。诉讼并非是一种完美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是一种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人民调解等ADR制度，不仅仅是形势的需要，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二、人民调解与诉讼的正确定位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一重要的ADR方式，如何正确定位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位置，使其与诉讼能有效衔接，诉讼作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方式，如何正确看待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其与人民调解等ADR能正确衔接，是当前一重要理论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以为，运用ADR理论，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这一命题，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助于从宏观角度把握这一命题，目前两者衔接上存在的困惑和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人民调解的正确定位是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大量婚姻、家庭、侵权纠纷解决在基层，通过沟通和说服，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融洽。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发挥诉讼职能，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发挥自身职能。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群众性等民间调解特性，决定了人民调解不是一种万能的纠纷解决方式，它不能替代仲裁、行政裁决等有效的ADR形式，更不能以牺牲、剥夺当事人诉权为代价，让人民调解成为法院诉讼的前置程序。
诉讼的正确定位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应成为第一道防线或唯一一道防线。首先应当承认，诉诸法院的权利对公民而言系一种宪法权利，这种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垄断纠纷解决，相反我们应在保障司法成为最后救济手段的同时，要让当事人知道诉讼不是唯一的解决纠纷的手段，而且也不一定是最圆满的救济手段，法院应当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
目前，诉讼与人民调解等ADR在衔接上存在一些问题，其成因有制度层面上的（典型如道交法将原行之有效的行政调解程序弱化），也有操作层面上的（典型如劳动仲裁的运行现状）。人民法院在当前应按肖扬院长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的精神，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使人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衔接上应注意避免两个倾向。一是避免将人民调解作为强制性诉讼前置程序的倾向。法院立案部门在诉前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是必要的，但是否采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不能强制当事人采用。二是避免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绝对化倾向。有学者建议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这种建议是绝对有害的。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依法负有审查监督之责，在审查中应注意维护人民调解的威信，但不等于人民调解协议全盘有效，对于确存在司法解释所规定无效情形的，应当否定其效力。
三、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形式—司法ADR
司法ADR是ADR的一种形式，是在AD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司法ADR也称为法院附设ADR（Court Annexed ADR），是指以法院为主持机构，或者在法院的指导下，所采取的与诉讼程序不同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司法ADR的设置理念与ADR理念是一样的，“如果纠纷能以替代性方式在诉前得以化解，则诉讼则是多余的。如果纠纷在进入诉讼后，能以某种方式在审前得以化解，则审判则是多余的”，诉讼程序被细分为审判程序与非审判程序。司法ADR的种类有很多，但最普遍的司法ADR形式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在英、美、德、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被普遍地采纳。我国诉讼程序中也有类似的ADR形式，即诉讼调解制度。
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严格意义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它仅是区别于判决的一结案方式，尚未从程序上确定其非诉程序地位。调审合一的现状、法院的考核机制、法官的调解偏好，强制调解、以判压调、以拖促调等违反当事人合意现象的发生，曾使调解制度一时备受责难。事实上，调解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法院近年来较高的调解率也可见一斑，不过应对其运行中的弊端进行合理改造。理想的模式是将调解设置为与审判程序并行的非诉程序，将传统调解向司法ADR转型。调解程序存在于一审程序的准备阶段，纠纷被提交诉讼后，可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或强制进入调解程序，调解达成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予以确认，调解不成的则进入审判程序，调解程序不能对不接受调解的当事人作出实体上的不利处理。
西方国家主持法院附设调解的主体通常有退休法官、相关行业专家或法院的辅助人员。就我国而言，大部分案件只能由审前法官或法官助理主持调解程序，但就利用社会力量主持调解程序而言，最理想的主体莫过于现有的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与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士相比，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和调解协议的效力认识上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这是邀请其他社会人士参与诉讼调解替代工作所无法具备的。
让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在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国内已有法院付诸实践，如上海长宁区法院将人民调解员任命为人民陪审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还有如江苏响水法院将人民调解员聘任为特邀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都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和成果。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好处：1、选聘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诉讼调解的适度社会化替代，一定程度上可减轻法院民事法官的工作压力，法院可以腾出力量指定专人负责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2、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使人民调解员在法院接受了扎实的业务指导和锻炼，可形成对人民调解员的长期轮训新机制；3、人民调解员在司法ADR程序中参与诉讼调解，实现了人民调解诉讼替代工作与诉讼活动衔接的零距离，消除了中转环节，打破了信息交流与工作衔接的时间与空间障碍，使得人民调解工作与诉讼活动的衔接更具有操作性；4、人民调解员来自基层，熟悉社会，了解民情民意，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更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判，将社会公众的良心和善恶标准、是非观念融入调解过程中，能有效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不良思维定势，使调解结果更加贴近民众，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更能为社会所接受。
在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诉讼审判所能处理解决的纠纷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在高度专门化、技术性的诉讼程序中真正妥善的纠纷解决往往不易获得。因此，必须加强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构建，即使进入诉讼后，程序的设计也应进行适当的分流，应进行司法ADR的构建。两调衔接，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从微观角度探讨衔接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能从整个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来审视，两调衔接的视野显然将更加开阔，意义也将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