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之利益
——基于正当利益的司法保护及中国实践

黄 忠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内容摘要】在解决新类型诉讼的过程中，针对法律不明的现实，理论上对传统意义上的诉之利益概念进行了拓展。本文将从正当权利的司法保护及纠纷的司法最终解决角度来探究诉之利益的概念、特点及认定标准，由此来更安全、合理地启动诉讼之门。
【关键词】诉之利益 新型诉讼 法外权益

一、问题的提出
就像谷口安平教授所言：“在今天的日本社会里，出现了过去曾未有过的种种新类型
的诉讼。”[1]在当下中国，这种新型诉讼也不断出现。以下引述三个新类型诉讼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原告陶某因车祸致其嘴唇裂伤，故向法院诉称，因其嘴唇伤裂无法享受与亲人亲吻时的愉悦，而要求肇事者赔偿其亲吻权受侵害而造成的损害。[2]
案例二：1999年7月西安市民王某向法院诉称：被告西安有线电视台在播放《还珠格格》续集时，滥播广告，其中第14集插播广告70条，该集时间共约70分钟，而广告时间就占了27分钟，因而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其“正常收视权”，要求予以赔偿。[3]
案例三：吉林省长春市某殡仪馆一大早误将灵车开到陈某家，称要接陈某的遗体，吓得陈母当场心脏病休克，经抢救脱离危险。而事实上，陈某却出差在外好端端地活着。因此在与殡仪馆协商无果后，陈某遂以一纸诉状将殡仪馆告上法院，要求其赔偿医药费及精神抚慰金。[4]
很明显，上述案件中原告所称的利益并未为现行法所“涵摄”，换言之，这些利益是没有被现行法赋予其“法律上之力”的，因而从严格执行现行法律来讲，这些纠纷是不能被纳入诉讼程序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利益完全不同于赌债，它们在道德上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也符合一般人的正义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权利在国外已为立法，尤其是司法所认可。
针对现行法律的禁锢和乏力，要想对这些利益予以司法保护，就须对我们的现行的诉讼法理论加以修正，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司法解决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诉之利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得以修正和发展的，从过去作为防止滥诉意义上的诉之利益到现今作为诉权保护意义上的诉之利益，其概念本身亦有其不断演进，甚至嬗变的过程。因而正确认识诉之利益在当下社会背景中的恰当内含并基于此而构建一种可行的诉讼程
序，应当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是符合保护公民
正当利益的现代司法理念的。当然，为取得对诉之利益的广泛认同，首先必须要在理论上阐明对这些存于法律之外的利益予以司法保护的原因所在。所以本文将首先对法律之外正当利益的客观存在及须给予其司法保护的原因进行阐述；然后对诉之利益的含义、特点作以分析，进而提出认定诉之利益的参考标准；最后从中国的司法实践出发，提出几个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诉之利益解决新类型纠纷的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
二、给予法律之外的正当利益以司法保护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之外亦存有正当利益
1．权利不限于法律上的规定，法定权利不是权利的全部。[5]这一观点已被法理学所普遍认同。换言之，法律上的权利仅仅是整个权利（或说利益，下同）体系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亦存有正当的利益。为了更好地认清这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了权利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即将权利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种。按此论述，“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作为价值概念的应有权利，是指人们积极追求的合乎道德的应为法律所确认和明确保护的权利。注意，这种权利实际上不一定已为现实法律所确认，但却是“应当”在目前或将来予以确认的。而法定权利则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最后，现实权利则是法定权利实现的结果或形成的一种实有状态。[6]很显然，从价值化、法律化和实践化三个角度来认识整个权利体系，我们就必须承认在法律外亦存有正当的利益，即“应有权利”。
2．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却常青。同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
的法律亦有着不可回避的滞后性。实际上，纠纷的发生不是依据实体法律设定的规范和模式，而是根据社会条件和社会生活本身的运行而出现的，我们如果承认立法与社会生活存在距离（笔者注：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自然不能要求纠纷的形成与实体法律的规定保持一致，否则真是削足适履[7]。质言之，任何法律由于都是过于制定的，因而，肯定存在“新生的权利”。
3． 成文法总是有漏洞的。由于实体法规范的普遍性特征与事物的特殊性，立法者认
识上的局限性和社会关系的无限复杂性，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决定了法律本身必然有着天生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即完全有可能存在“漏列的权利。”
4．宪法权利亦是必须加以保护的。现实中针对上述案件，法院多以于法无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有《民法通则》、《合同法》这样的基本法，更有其上位的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法律上之力”的权利，其力之来源决不应局限于基本法，更应包括《宪法》。更重要的是，在成文法国家，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避免出现法律真空。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指在一般法律的后面，还有一个最高法即宪法把关，可以避免法律漏洞的发生。[8]诚然，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虽然，在司法制度上，我们仍未真正确立宪法诉讼制度，但实践中，公民以《宪法》的名义来维护其正当权益的事件不断出现。从青岛三位中学生状告教育部到北京一老汉手持“宪法”拒绝拆迁。①这些事件都表明，无论是从维护《宪法》之权威性，使之不会成为所谓的“闲法”；还是从保护公民正当合理的权利来讲，都必须确立宪法诉讼机制。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法律规定的“法定权利”之外，亦存有“应有权利”、“新生权利”、“漏列权利”和“宪法权利”等正当权利。为了克服这种缺失，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便是将人的因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引入法律的运作程序，以司法者的认识来补正立法者认识之不足，使绵延的司法过程成为短暂的立法过程的逻辑延伸。[9]
（二）因上述权利而生的纠纷应纳入司法程序予以解决，进而赋予其“法律上之力”。
如果，我们承认在法律之外有正当权利的存在，那么我们必须在这些权利难以实现时，赋予其“法律上之力”。也就是说，对因各种正当权利而生的纠纷不能以于法无据而不予受理，对此，理由如下：
1． 从权利本身的概念上讲，一方面“无救济则无权利”，另一方面“无法走向和接近
救济”亦无权利。[10]能否将上述的纠纷纳入司法程序加以解决，不仅影响公民的诉权本身，亦对其实体权益有巨大影响。仅仅承认法律之外，亦存有正当权利，但却在该种权利受到侵害时不予救济，则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权利的正当性。从法理学角度讲，承认权利的存在，就必须予以保护。
2． 从国家的职能来讲，对上述纠纷的司法最终解决是符合国家职责的。在现代国家
中，不仅国家力量取代了个人力量，“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而且，“公力救济”也被视为国家的一项职责。[11]国家及附属机器的产生和出现，是为了防止人类在无谓的冲突中归于消亡，国家产生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凌驾于社会之上而调节和遏止社会冲突[12]。因而即使法律对当事人的纠纷没有纳入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法院亦不能以此拒绝审判，因为这不符合司法以解决纠纷为宗旨的含义。正是因为此《法国民法典》中便有法官不能以无法律依据为由而拒绝审判的规定。
3． 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纠纷也是应纳入司法程序予以解决的。从《世界人
权宣言》第8条：“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承认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都有权向有管辖权的国家法院对这种侵害行为请求实际的救济。”实际上，通过在既定法律中开列权利清单，以立法的形式来构建和完善权利保护体系决非正当权利保护的唯一方法。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亦负有保护正当权利的重任。对此，我们可以观照一下英美法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可以说整个英美法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通过诉讼从而引发权利的不断生成和拓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院通过个案的解决一方面实现了对公民正当权利的保护，同时又使自己赢得了声誉。对此有学者指出：“保护潜在的权利人也是判例法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缘由”[13]。基于此，德、日等国家亦开始了类似的尝试，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拓宽了法院的受案范围。如日本有关日照权的诉讼。
当然，必须认识到，从严格依法审判的角度讲，上述纠纷似乎存在“法律上的不明”，
因而在实践中要想解决纠纷必须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对此我们不妨借用一下证据理论中的证明责任的概念来作以论述。我们知道，事实和法律是三段论式的判决中的两个必要前提。然而在现实际中，案件事实有时是很难查清的，或根本就不可能查清。但另一方面法院又不能以事实不明为由拒绝裁判，所以在证据理论中就产生了证明责任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讲，证明责任所针对的便是事实不明问题的处理。沿着同样的思路，由于法院亦不能以无所法律依据为由拒绝裁判，因而我们针对“法律不明”，也可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诉之利益。换言之，当纠纷无法律依据时，可凭诉之利益来予以受理。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承认诉之利益作为发动诉讼基础的观点，并不是否定管理权理
论的价值，而是说在传统理论不能解决问题时而适用的一种补充性理论，对此仍可借鉴证据理论中的危险领域说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理论的补充作用来予以认识。
还需指出的是，由于英美法实践的是事实出发型思路，因而在英美法中上述纠纷是很
容易进入司法程序的。因而在英美法中就不需要存在诉之利益的概念。正是因为此，在美国才会出现儿子告老子，学生告老师，顾客告理发师等在我们看来是不能理解的诉讼。[14]由此，在英美法中如何防止滥诉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在大陆法国家中由于其贯彻的是法规出发型的诉讼理念，它在诉讼启动前便以既定法律对各种纠纷予以筛选，这必然会减损对正当权利的保护范围。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将那些请求对正当权利予以保护的诉讼拒之门外，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传统意义上的诉之利益便一反其消极的排除不当诉讼的功能，转身具有了保护公民正当权利，扩大司法保护范围的积极价值。除特别说明，下文都是在诉之利益的积极功能层面上加以展开的。
三、诉之利益概念、特点及理论研究价值之探究
在我看来，诉之利益概念的修正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西法东进”的结果，大陆法为适
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谋求对公民权利的更大保护，因而必须首先在可诉范围上打开闸门。诉之利益便是启动这扇闸门的一把重要钥匙。由于这一钥匙的提出或说其价值从消极转向积极主要是学习和参照英美法实践的结果，因而在现有的理论中对诉之利益的基本内容、特点和理论研究的价值等问题都未有深入的研究。但要使得诉之利益课题研究的深入，对上述问题又不能回避。因此，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 诉之利益概念之界定
当下，对诉之利益概念进行阐述的文章并不多，但许多学者在对诉权的论述中对此也
予以了界定。以下是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论点。
江伟教授认为，诉之利益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时，需要运用
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15]左卫民教授亦持这种观点。[16]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建设部、文物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4）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文化部、建设部、文物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林业局、旅游局、宗教局《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00四年二月十五日

　　　　　　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
　　　　　（文化部、建设部、文物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林业局、旅游局、宗教局、二00四年二月）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21处，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文化和艺术价值，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努力下，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不断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地及周边环境不断改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日益增强。但是，保护管理的形势仍十分严峻，一是一些地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二是少数地方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使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受到损害；三是管理体制不顺，管理层次总体偏低，有的地方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四是保护管理法制不健全，存在有法不依和无法可依的情况；五是保护管理经费严重不足。为加强和改善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
　　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对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旅游事业发展，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充分认识保护管理好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和破坏世界文化遗产为代价无限度地开发利用，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是政府的职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领导，统筹规划，统一管理，落实责任，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坚持不懈地抓下去，逐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确保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二、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
　　(一)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国家文物保护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审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协调解决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承担部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负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监督工作。国务院国土资源、建设、林业、宗教、文物等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赋予的职能，依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对世界文化遗产地区域内的实体资源实施行业管理。要建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监测巡视制度，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专项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二)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要建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协调机制，负责协调、指导本地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保护管理机构工作的指导，严格督促和检查。目前由县级人民政府管理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对其中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不力、管理混乱并造成文化遗产毁损的，可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负责实施管理。
　　(三)有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坚持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行政责任追究制，确保工作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要及时解决和排除保护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世界文化遗产租赁、承包、转让给个人、社会团体或企事业单位经营。已经租赁、承包或转让的，省级人民政府要进行检查，对违规的要限期纠正。对因失职、渎职行为造成世界文化遗产破坏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三、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
　　(一)健全法制，规范管理。有关地区要根据遗产地的具体情况，制订和完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和管理规章，明确保护管理工作的具体制度要求、保护标准和目标及相关的法律责任。要制订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规划，明确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目标，并按程序审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和目标措施，应当纳入当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和村镇建设规划、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二)加大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投入和管理。各级财政部门应不断加大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经费的投入，并采取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捐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分配要重点向世界文化遗产倾斜。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内的经营项目实行特许经营，并将有偿出让的收入用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收支两条线”的原则，世界文化遗产的门票收入要实行专户集中统一管理，并全部用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人员素质。要深化改革，精减机构，优化结构，分流和压缩行政管理人员，建立健全专门执法监督队伍。要加强培训，提高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人员素质，逐步使专业人员达到职工总数的40%以上，并实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制度。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要分批接受系统培训，并取得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
　　(四)利用科学技术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规律性的研究，掌握世界文化遗产的各类基础资料和信息，充分发挥高新技术在保护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提高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科技含量。要加强档案建设工作，尽快建立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动态信息系统和预警系统，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的监测。
　　(五)通过宣传教育，普及与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知识，让更多人分享世界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富价值，增强人民群众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爱护并参与遗产保护的风气。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并支持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群众监督作用，把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置于全社会的监督和支持之下。要在科学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充分发挥世界文化遗产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宣传作用，不断提高世界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