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海商法》调整下的危险货物运输
─对第68条的理解和修改建议

刘长兵*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海商法》对运输危险货物的有关规定，特别是第68条两款的含义及其差别，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修改建议。
【关键词】危险的 通知 知道 同意

对于海上运输的危险货物，国际海事组织(IMO)颁布了《国际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其中规定：“凡具有燃烧、爆炸、腐蚀、有毒放射性的或其它危险性质，在运输、装卸、保管过程中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船货损害的物质，均为危险货物”。这一规则对于危险货物的分类、特性、装运注意事项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已被国际航运界普遍遵守。我国从1982年10月1日起在国际航线上(包括港口装卸)开始执行这套规则，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对危险货物的处理和运输等方面也形成了一整套特别的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对危险货物国际运输方面(根据该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第四章不适用于国内货物运输)在第四章的第(二)、(三)节的作出了相关规定，第68条是专门的规定。
一、第68条第1款
第68条由两款组成。第1款规定：“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应当依照有关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妥善包装，作出危险品标志和标签，并将其正式名称和性质以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措施书面通知承运人；托运人未通知或者通知有误的，承运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根据情况需要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托运人对承运人因运输此类货物所受到的损害，应当负赔偿责任”。从本款可以看出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时有以下三项义务：(1)依照有关海上货物运输的规定，妥善包装；(2)作出危险品标志和标签；(3)将危险品的名称和性质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措施书面通知承运人。对第(1) 项义务中“有关的海上运输的规定”，本法并不明确。这里的第(2)项义务实际上是为了引起所有从事货物处理的人(除承运人外还有港口、装卸公司等)的注意,相当于一种公示，比第(3)项中的通知的对象范围更广一些。对托运人来说，最关键的是第(3)项义务中对通知方面的特别要求：要采取书面形式，非书面的如口头通知等不行；内容是危险货物的正式名称和性质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的措施，要求完整而且真实。托运人只有严格遵循了通知的形式和内容才算正确地履行了第(3)项义务。否则，承运人就可以在不限制时间(包括在危险发生前)，不限制地点(包括在运输途中)的情况下对货物进行处理：卸下、销毁等使之不能为害， 而不负赔偿责任(这里称之为处分货物特权)， 而且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可向托运人索赔。
第68条的制定参照了1992年生效的《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即《汉堡规则》)。该公约与第1款相对应的规定即第13条中第2款规定托运人对“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的措施”在“必要”时才通知承运人(顺便应提及的是：把第13条第2款中包含“…if necessary…”的文句翻译成“…把货物的危险性质和必要时的预防措施告诉…”是不符合原意的)。本款规定了这项内容也要一起告知。相比承运人而言，托运人往往与具有这类货物的相关知识的生产商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规定由他把这种预防措施一起告诉承运人，是可行的；同时对于防止危害的发生也是必需而且重要的。还避免了有关"必要的"的认定所引起的纠纷。
从本款的条文本身来看，只要托运人违反第(3)项义务承运人就有处分货物特权，不问他是否正确地履行了第(1)、(2)项义务。《汉堡规则》第13条没有规定托运人违反第(1)、(2)项义务时的责任，把它留给了各国国内法。《海商法》在这里也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托运人由于违反了这两项义务而给从事货物处理的人造成损害，肯定是要负相应赔偿责任的。托运人还应该注意：如果由于他未通知或通知有误时还使承运人之外第三方遭受损失，承运人最终也不负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由第三人自己承担而只能是由托运人赔偿。但有一点却值得承运人留意：本款中承运人享有这项特权还有一个限制即“根据情况需要”，也就是说即使托运人没有正确履行第(3)项义务时，承运人也不能随便处分货物；他必须在情况允许特别是在实际危险尚未发生时做到尽力维护托运人的利益。如果承运人恣意行使法律赋予他的这项权利就有可能被认定有过错而影响他与托运人之间事后的责任划分和索赔关系。
二、第2款的含义及其与第1款的区别
第2款规定：“承运人知道危险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的，仍然可以在该项货物对于船舶、人员或者其他货物构成实际危险时，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本规定不影响共同海损的分摊”。依此规定，承运人在已知道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的情况下，仍然有处分货物特权。但相对第1款而言,承运人只能在该项货物对船舶、人员或其它货物构成实际危险时才能行使这项权利，目的是消除已存在的危险和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而第1款中承运人的这项权利不以危险实际发生为条件，目的只是为了尽量避免危险的产生。另外，第1款中承运人自己的损失可以向托运人索赔，对第三方的损失承运人也最终不负责任，而在本款中依最后的但书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承运人可能承担自己的损失或赔偿第三方的损失(下文另有论述)。但承运人引用第1款的前提是“托运人未通知或通知有误”。与第2款相比，一般来说，这一前提意味着承运人在装运时不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且更谈不上同意装运(从客观上讲事故往往产生在装运后，如果承运人主观上知道而没有反对并接受了货物即为同意)。如果不符合这一前提即托运人正确地履行了第(3)项义务，对承运人还是适用第2款，即使他没能履行第(1)、(2)项义务。这只是从逻辑上对条文本身作出的推论。的确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托运人已将货物的危险特性和相应的预防措施告知承运人，而只是由于一时疏忽而未在货物本身上表示出来。这种情况下也允许承运人享有此项特权就未免显失公平了。但是如果即使托运人“未通知或通知有误”，承运人实际上在当时又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时该适用哪一款呢？实务中产生纠纷往往是与承运人行使了这项处分货物特权并总是主张适用第1款有关。由于危险货物的运费比一般货物要高，不排除承运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接受货物而在事故发生后又主张自己当时不知道的情况。笔者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生搬硬用第1款字面上的规定，既损害了托运人的正当利益，又放纵了承运人的投机取巧的行为，这就破坏了承托双方之间在法律上的利益平衡。依此来看，第1款与第2款的真正区别应该不是托运人是否正确地履行了第(3)项义务，而在于承运人当时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所以第2款规定的“…承运人知道…”中的“知道”还应该包括“应该知道”，这样解释更符合本条的立法原意。当托运人未正确履行第(3)项义务时如何推断承运人当时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呢？对此可以从承运人在接受货物后采取的管货措施和他应该采取的管货措施的差别这一角度来分析：
①如果承运人采取的措施对于运输合同中所描述的货物就是不适当的，则承运人应该知道货物的性质而未采取相应的措施，一般来说就是有过错；
②如果承运人采取的措施对于运输合同所描述的货物(例如原油)是适当的，对于实际载运的货物(例如处于丁烷状态的原油)也是适当的，那么承运人对货物的特性是知道的；
这两种情况下托运人可以主张适用第68条第2款。
③如果承运人采取的措施对于运输合同中所描述的货物是适当的,但对于实际载运的货物是不适当的,也就是说某一特定的货物引起的危险在程度上甚至种类上与承运人依据运输合同中对该货物的说明就会知道的那种危险竞大相径庭，此时就不能说承运人已经知道了货物的危险特性。
总之，如果依据承运人的种种行为不能合理地推断出承运人已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以及如果不能合理地推断合同中关于货物的说明足以使承运人采取非常的措施，那么就要适用第1款的规定。
实务中即使出现承托双方都不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的情况(如一堆废钢铁中有一枚炸弹)，托运人也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总的来看，托运人对承运人能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并能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承担着一种默示担保责任，而且是一种无过失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通知或通知有误，托运人都要承担责任，不管他及其代理有无过错。
第2款中最后一句(但书)规定“本款规定不影响共同海损的分摊”。其意思是当危险货物对船舶、人员或其它货物构成实际危险，船方采取一定措施，如果构成共同海损时，必须在各受益方之间进行分摊。共同海损的成立要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①船舶、货物和其它财产面临共同危险；就这一条而言，危险货物发生危险时要对船舶和其它货物或财产同时产生危险或有威胁，如果只是对其它货物有威胁或者只是危险货物本身受损而不影响船舶，就不满足此要件；②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意并且合理的；对于承运人在危险已发生时采取的措施，本款也没有第1款中的“根据情况需要”的限制。但判断情况紧急下采取的措施是否合理只能依当时的情况而论，而且不合理的措施所导致的可以不考虑分摊；③所作出的牺牲和费用是特别的；④采取的措施有效果。其实根据《海商法》第197条的规定也可以推出：不管托运人是否履行上述三项义务，只要承运人知道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托运人都有权要求进行共同海损分摊。因为承运人既然同意装运，他也得到相应的利益（如高运费），他应该预见到因此带来的风险并承担这种风险。但是，进行共同海损的分摊并不意味着分摊方最终要会承担责任。如果共同危险的发生是由于某一方的过失造成的，非过失方可以拒绝分摊或在分摊之后向过失方追偿。对托运人来说，只要他正确地履行了那三项义务，即使危险正是由于危险货物本身引起，也不能被认定他有这里所说的过失。实际上这里的但书也主要是强调非托运方所负的责任。而另一方面如果承运人有过错但又能免责时各受益方只能进行共同海损的最终分摊，而当其不能免责时他要承担自己的损失，非过失方可对承运人的分摊要求进行抗辩或在分摊后向承运人追偿。
三、涉及实际承运人时
本条没有提到实际承运人，但根据第四章第(二)节有关承运人的责任的规定，特别是第61条“本章对承运人的规定,适用实际承运人…”的条文中可以看出：当实际承运人从事危险货物运输时：(1)如果承运人已得到托运人的正确通知但没有将此转达实际承运人或转达有误，此时实际承运人的法律地位等同于承运人。也就是说只要承运人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并同意装运，无论实际承运人是否也知情，对他都只能适用第68条第2款的规定。至于实际承运人因此遭受损失则在他与承运人之间进行解决；(2)如果承运人事实上不知道或不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特性，应适用第1款的规定，一般来说对实际承运人也应该适用这一款。但托运人如果能举证证明实际承运人在接受货物时知道或应该知道其危险特性，则实际承运人的权利义务应适用第68条第2款而不是第1款的规定。
四、涉及租船运输时
在租船合同下，一般出租方都明确要求不准装运危险货物。如果承租方没有征得出租人同意而擅自装运危险货物，又分两种情况：(1)出租人作为承运人时可以适用第68条第1款的规定；(2)出租人作为实际承运人时根据上一段的分析而享受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当然合同有其它相反规定时，依其规定。
五、结束语
危险货物的海上运输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并带来复杂的纠纷，因此相关法律应尽可能地对此作出合理而全面的规定。但从本文的分析来看，第68条虽然对危险货物的海上运输作出了规定，也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对第1款中“有关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有必要(至少是在司法解释中)作出明确的界定；条文中对承托双方并没有明确是否包括其代理人，而实务中代理现象相当普遍；对于托运人违反第(1)、(2)项义务时也没有作出相应的制裁规定以及缺乏对实际承运人的规定等等。《海商法》制订过程中参照了其他国家的法律和相关的国际公约，第68条的有的条文就来自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简称《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的相关规定。这种博采众长的作法的确有必要，但是如果不注重被借鉴的条文用语的特有含义和其中的内在联系，有时就会适得其反。这是我国《海商法》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受到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樱井玲二著、张既义译《汉堡规则的成立及条文解释》，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4
2．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3．William Tetley著、张永坚译《海上货物索赔》，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The Carriage of Dangerous Goods under the Maritime Code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standing and revising suggestion for the No 68 clause
Liu Changbing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ssay explains the relating regulations of the Maritime Code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Carriage of Dangerous Goods, especially the difference of two paragraphs under Article68 and based on the above some points for improving it have also been put forward .
Key words: dangerous notice know agree

* 上海海运学院国航系98级研究生
完善我国调解体系之构想

调解是指由第三者主持，对发生纠纷双方的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进行调停，排解疏导，促使纠纷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而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我国的调解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调解体系。我国的广大民众素有优良的传统美德， 发生纠纷后， 绝大多数首先想到的处理方式， 就是寻求调解。我国的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司法制度的“东方经验”，深受人们的喜爱。 然而，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各种调解制度在性质、职能、原则、程序、效力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我国调解体系存在不足日趋显露， 笔者在此略作探析， 提出完善之浅见。
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调解的区别与联系
我国的调解制度主要有诉讼内调解和诉讼外调解两大类，诉讼外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只有法院调解属诉讼内调解。不论是何种形式的调解，其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的纠纷，采用的方式方法都是通过说服教育、宣传法律政策、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和解协议，适用的原则基本都包括“自愿原则”、“合法原则”、“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但是，各种调解之间仍然有所区别，主要有：（1）调解的范围。人民调解仅限于调处民间纠纷；行政调解也限定在各行政机关职能管辖范围的纠纷，如治安调解的范围就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轻微的行为；仲裁调解主要是商务活动中发生的合同纠纷以及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调解则囊括了所有纠纷，包括自诉刑事案件。（2）调解适用的程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均属诉讼外调解，调解不是必经程序， 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 除仲裁机关可以作出仲裁裁决外，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相关行政机关是无权对纠纷作出处理决定，也不能依职权移送人民法院审理。 而法院调解则属诉讼内调解，其中离婚诉讼的调解是法定必经程序，调解不成的，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裁判。（3）调解协议的效力。这里主要指强制执行的效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达成的协议除当事人自觉履行外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当事人不能凭此调解协议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只能另行提起诉讼；仲裁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也不尽有完全法律效力，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仍然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无误， 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执行，当事人只能另行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法院调解则具有完全法律效力，发现调解确有错误的，需要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改判，否则，原调解仍需执行。
二、我国调解体系存在的不足与弊端
用调解的办法解决纠纷，是我国处理民事纠纷的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经验，我国的调解制度对增进人民团结，防止矛盾激化， 预防、减少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 我国调解体系仍存在许多不足与弊端，主要表现在：
①调解适用的原则不尽合理。现有法律法规对调解适用的原则都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合法原则”的规定，首先，要求调解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不切实际，调解强调的是当事人的合意，中国的老百姓大都还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理念，有些不愿意公开纠纷的真正原因和事实过程，有些纠纷事实查得越清楚， 是非越明确， 更容易激发有理一方当事人的不满情绪，得理而不饶人，反而增加了调解的难度，也不易使纠纷得到真正解决。既然调解是当事人自愿的，只要当事人能达成合法协议，那么，是否查清纠纷的事实，是非责任是否分清，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之， 不遵循这一调解的法定原则， 岂不是成了违法调解？其次，调解的“合法原则”， 应当包括程序上的合法与实体上的合法，从程序上看， 而调解并没有程序上的规定， 几乎随时都可以进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是这样， 就是法院调解也是如此， 调解可以在诉讼程序中任何阶段进行， 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的， 二审还可以调解，终审判决后， 执行期间又可以再“和解”（调解）。调解在程序上无章可循，致使主持调解的人员滥用职权，随意行使权力，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想调就调，有的甚至打着所谓“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幌子， 强行调解。从实体上看， 法院判决、仲裁裁决的实体合法性必须权符合法律的规定， 容不得丝毫差错， 而调解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合意的体现， 当事人有处分自己合法权利的自由，只要调解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即可， 要求象判决、裁决一样的合法是不切实际的。
②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规定不规范、不合理。法院调解的调解书和仲裁调解的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而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所制作的调解书却没有法律效力， 一样是第三者主持调解达成的协议，都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意， 得到的确是不同效果。司法实践中，行政调解的调解书和人民调解所制作的调解书均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合同争议进行行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或者起诉，治安调解只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对调解达成协议是否有效未作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只能提起诉讼。至于仲裁调解，虽说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仲裁调解书需经人民法院审查，若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申请强制执行仲裁机构的调解书应如何处理的通知》的解释，“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发现仲裁机构的调解书确有错误的，不予执行，并通知原仲裁机构”，当事人则需重新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 将调解的效力因调解组织职能的不同而人为地加以划分，这就容易使人们对“调解”产生误解，也显得调解合意的效力不平等。特别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人民调解，我国的人民调解队伍， 组织最庞大、分布面最广， 大量的民间纠纷都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的，可以说是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作出的调解协议得不到法律认可，因而使人们对人民调解产生了不信任感， 认为这种调解起不了实际效用，致使当事人纷纷到法院诉讼，不仅加重了法院办案压力，也会削弱调委会的权威性和声誉。
③ 调解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在实践中，由于调解协议是当事人亲自签字，即使是违法调解， 要求当事人提出“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证据，几乎是险当事人于举证不能，让法院证明自身的错误又谈何容易，非造成严重后果的， 大都也将错就错。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这里又仅限于判决和裁定， 人民检察院对法院调解书提出抗诉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的答复，“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无权对法院调解实施监督。而对于仲裁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来说， 除了当事人申请执行或提起诉讼而由人民法院审查或审理外，可以说是没有监督制约的。由于我国公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还普遍较低，特别是基层乡村的农民，对法律规定一知半解， 甚至根本就不懂， 发生纠纷完全信赖于“政府”部门的处理。失去对调解合法性的监督，就容易导致部分主持调解的人员办“三案”，有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的越权调解、强行调解、恶意调解等违法调解的现象时有发生，也滋生了腐败行为，使“政府”的公信度降低， 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使违法调解行为被发现，也只是对案件进行再审，对违法调解的行为人缺少强有力的制裁措施予以惩处。
④调解缺乏时限约束。《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都没有对调解的时限作规定，致使为了追求调解结果而使纠纷久拖不决，也使得有些纠纷因时间的拖延越闹越僵，给当事人的生产生活造成不便，还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支出。
三、完善规范我国调解体系的模式构想
由于法院的诉讼程序较为繁琐，大量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纠纷，就当事人的意愿而言是希望通过一种简便的方式得以解决，特别是有些当事人对提起诉讼的偏见和误解， 有的还忌讳打官司，一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 对方当事人便产生对立情绪， 使原本较容易调处的纠纷无形地增加了解决难度，以至案了事未了， 不能真正消除矛盾。 因此，有必要对现有调解体系模式进行改革，以使各种调解制度更加规范完整，确保调解组织的工作成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充分体现当事人的自主原则，让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最简便快捷的处理方式，缓解和减轻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和法院诉讼案件的工作压力，降低解决纠纷的成本支出。同时，加强各调解组织相互间的监督， 预防违法调解。
针对我国调解制度的存废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 有的提出废除“法院调解”，将调解归于行政职能部门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有的建议制定“行政调解法”，对行政调解加以规范，也有提出对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实行确认制度， 赋予调解的法律效力，等等。对此， 笔者认为，我国的调解制度，可以用诉讼程序来加以区分， 设置为“诉前”的调解和“诉后”的调解。“诉前调解”是对于当事人发生纠纷争议时，在未起诉前由第三者从中调停排解，使之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而不进入诉讼程序。“诉后调解”，是对于当事人发生纠纷后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或者未经调解直接起诉的，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经调停而互相让步，达成和解协议，既解决纠纷又终结诉讼程序。对处理纠纷的方法用“调解”来表述， 处理结果统一用“和解”表述。
笔者认为， 应当保持现有调解体系的框架结构， 即保持各中调解制度的存在， 仍然按照各种调解的分工进行运作， 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可以考虑制定“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确认制度，对原法院调解、仲裁调解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予以取消，将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的确认权统一规定由人民法院行使， 即由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当事人自行和解或经有关部门组织（包括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依法审查确认，统一制作规范格式的“和解协议确认书”（取消法院调解书的形式）送达当事人，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不论是法院调解或者是其他部门组织的调解，当事人所达成的合意，只有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确认，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这样，既可以将法院调解与其他部门组织的调解相互衔接起来，不以部门职权划分等级，也可以巩固部门组织的调解效果，增强调解的实际效用，同时，统一由人民法院对调解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确认，可以加强对调解的监督， 防止违法调解行为，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为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提供统一规范的执行依据。
四、“和解协议确认”的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
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程序，是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关卡， 要求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人员来担当此任，笔者认为，由法官来行使和解协议确认权是最适合的。因此， 可以在法院内部设置专职的庭室（ 取消现有部分法院的“诉前调解”或“庭前调解”的机构设置），称之为“纠纷调和庭（室）”，专司此职。
“纠纷调和庭（室）”的职权主要应包括两方面：1、审查确认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书”。有两部分内容：a、对纠纷当事人于诉前自行和解达成的协议书或者经有关调解组织调停达成的和解协议书，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合法原则进行审查确认，制作规范格式的“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b、对进入诉讼程序而调和达成协议的，依法进行审查，制作 “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 2、调处解决纠纷。 对纠纷当事人未经有关部门组织调解或对调解达成协议反悔而径行向人民法院申请调解的，由“纠纷调和庭（室）”依照当事人自愿原则、合法原则进行调和， 经调和达成协议的， 签订“和解协议书”， 并制作“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调和未能达成协议的， 依据申请人的意愿，移送审判或由申请人撤回。其特点是， 第一，自愿。 即强化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对“诉前和解”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 使之合意得到法律确认，而是否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 不是必经程序；对纠纷的解决方式的选择，是申请调解还是提起诉讼同样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任何部门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二，简便。 即不受审判、仲裁的程序的限制， 调处纠纷的方式方法简便灵活， 可以使当事人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解决纠纷。第三，规范。即可以使各种调解有机衔接，避免脱节，可以有效地巩固各种“诉前调解”的成果，发挥调解的功效， 避免重复调解，对“诉后和解”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将审查确认设定为必经程序，（诉讼案件可以凭“和解协议确认书”结案，取消原来调解结案的方式）与“诉前和解”相区别，使调解与审判、仲裁相对分离，避免主持人员集调解权和裁判权于一身，预防调解中的违法现象。对调解的效力一律采用“确认”的方式，制作统一规范的法律文书。
五、制定“调解法”的立法建议
要完善我国调解体系，需要对各种调解制度加以规范，据载，北京丰台区法院率先进行改革， 在审判中已对合法调解协议书赋予法律效力，即对人民调解组织出具的合法调解协议，将被法院作为证据予以采用。许祖雄等33名人大代表也就目前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缺乏统一规范，行政调解的作用及效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提出了关于制定“行政调解法”的议案，表明制定“行政调解法”，以帮助弥补国家行政法制建设中的立法空缺，保障行政调解工作有效运行等。这些做法和建议， 都有利于我国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但是，这还是不能避免使已经调处的纠纷再度审理， 即使制定了“行政调解法”，使现有的“行政调解”得以规范，还是不能解决现有我国整个调解体系存在的“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各种调解的法律监督”等问题，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从立法的角度对我国的整个调解体系进行统一立法，综合现有关于调解的规定， 制定的《调解法》或者《调解通则》，明确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法院调解的职权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规范调解组织的职权范围、调解适用的原则、调解程序和方法、调解时限、调解效力的确认、调解的监督、调解的执行等等，更好地发挥调解的实际效用。
笔者建议应当着重修改完善的部分为：①调解组织的职权范围。可以按照现有法律法规确定的各职能部门的职权范围不变，明确规定越权调解无效。②调解适用的原则。应强调保留“当事人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应限定在“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的范围，取消“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③调解程序和方法。对向人民调委会、行政职能机关、仲裁机构申请调解的，采用“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方法，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有关职能部门即可进行调解，不作程序上的限定。对向法院申请调解，可以规定适用调解程序的范围，将现有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规定调解为必经程序，这类案件未经调解不得提起诉讼。④调解时限。一是应增加对调解纠纷的时限规定，可以参照民诉法规定简易程序的审限，以三个月为限。逾期不能调解达成协议的，调解终结，应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二是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可修改为“调和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以和解协议为附件，制作和解协议确认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双方当事人应于通知领取和解协议确认后5日内向人民法院领取，逾期未领取又未提出异议的，和解协议确认书即具有法律效力”，取消需经当事人双方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限定当事人反悔的时间。 ⑤调解效力的确认。取消现有法律法规关于调解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对确认当事人合意之效力的权利规定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规定“和解协议确认书是申请强制执行的有效凭证，未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⑥调解的监督。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和解协议确认书， 提出证据证明调和违反自愿原则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增强监督力度；制定违法调解的制裁措施，可参照民诉法规定的对民事违法行为的制裁。
总而言之，结合我国国情的实际完善我国调解体系，符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策略，有利于使各种调解制度有机地衔接起来，消除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调解制度所具有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维护稳定”整体效用。

长泰县人民法院王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