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何鹏案争议大结局

核心提示：许霆案、何鹏案背后有重大隐情，证明是载入史册的错案。

要理解何鹏案、许霆案，首先要了解自动柜员机是如何付款的，这就需要弄清楚银行的结构。刑法学家和司法实务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搞清银行的结构，不能正确把握案件事实。他们认为案情简单，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

现代银行都是以服务器为核心，所有的自动柜员机和窗口电脑全都与服务器相连，组成一个网络。窗口电脑加柜员与自动柜员机一样，都是银行提供服务的终端。每家银行一般在省会城市才设立一台服务器，全省的窗口电脑和自动柜员机全都受服务器的控制。服务器是无人值守的，自动柜员机将客户的存款、取款请求传递给服务器，服务器自动响应，自动运行存款、取款程序办理存款、取款业务，然后服务器向柜员机发出收取存款或支付取款的指令，柜员机收到指令后才能收取客户的存款或支付客户的取款，因此，现代银行电脑系统是由服务器和自动柜员机或窗口电脑加柜员组成的二元化结构。

在电脑出现之前，银行早就存在了。银行管理者过去所做的，现在是由电脑系统来模拟人的行为并自动完成的。电脑系统代替了原来的银行管理者，电脑系统实施的行为就是银行管理者的行为。银行服务器与自动柜员机配合，模拟银行管理者的行为实现了无人值守、自动化，24小时随时为客户提供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自动柜员机的付款开关，牢牢掌握在服务器手里。未经服务器核实客户的身份（核对密码），成功运行取款程序，从客户账户余额中扣除取款金额，银行服务器是不会发出指令打开柜员机的付款开关的。不管自动柜员机有没有故障，柜员机本身不能打开自己的付款开关，客户更不可能，认为——利用柜员机故障取款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的观点，这种盗窃行为完全是不现实的、不可思议的。

银行电脑系统模拟银行管理者正常的职务行为，电脑系统代表银行自动办理存款、取款业务，不需要有人去事后审核。这就告诉大家，电脑代表银行，成为交易主体，电脑知道，就代表银行知道，电脑能够代表银行实施收进存款、支付取款等处分银行资金的行为。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突破了刑法理论中的相关概念。在许霆案的定性问题上，刑法学界几乎全军“覆没”与刑法理论没有与时俱进有关。

研究发现，在特定的情况下，由于内部管理的疏失，银行电脑系统还会模拟出银行管理者的异常职务行为。何鹏案、许霆案正是这样的实际案例。

何鹏案由于银行大脑记忆错误，何鹏被银行误认为是具有存款100万的客户，所以当何鹏在自动柜员机上提出取款请求时，银行服务器每次都因误解而与何鹏签订新的储蓄合同，并支付取款给何鹏。何鹏案的实质是银行因重大误解而与何鹏达成221次可撤销的合同交易行为，属于民法范畴。

何鹏案有鲜为人知、可得到证明的实情：何鹏取款时，银行的服务器与自动柜员机，什么故障都没有，何鹏与大家取款一样，是在银行电脑系统正常时取款的。

何鹏账户余额数是保存在数据库中的，是电子数据，不是实物，电子数据的特点就是容易变化。特别是在程序升级时，有多原因，例如数据格式不匹配等，就能够让电子数据发生改变，既可能被充值，也可能被减值。何鹏账户余额数本来只有10元，可是因银行自身原因被充值为100万元。假如何鹏是存款100万的客户，因同样的原因被减值，其账户余额只剩余10元，何鹏发现这个问题并报警，那么是否应追究银行盗窃罪的责任呢？这足以让有罪论者哑口无言。

许霆案，自动柜员机因程序瑕疵，将收到的许霆取款1000元或2000元的请求，篡改为取款1元或2元的请求，报送到银行服务器，服务器将取款1元或2元的请求与许霆的账户余额数比较（由最初的176.97元，经171次取款后使余额减至1.97元），差额大于1，就符合取款条件而自动运行取款程序，作好取款记录，并向自动柜员机发出支付取款的指令，可是因自动柜员机独特的付款机制，本来应该支付取款1元或2元的，自动柜员机实际支付取款金额为1000元或2000元，发生给付错误。许霆案的实质是银行因自身原因对许霆的取款请求产生误解，从而双方达成171次可撤销的合同交易行为，且在交易过程中又发生了给付错误。此种情形同样属于民法范畴。（有关自动柜员机独特的付款机制请参考笔者在附后目录中的第一、四篇文章）

研究发现：如果许霆案中涉案自动柜员机有存款功能，许霆不是取款而是存款17万5千元，同样的程序瑕疵，实际存入许霆账户的金额只有175元，许霆被“盗”的钱与许霆案银行被“盗”的金额一致，在这种情形下，能说银行是非法占有、是盗窃吗？这同样会使有罪论者无言以对。

既然电脑系统模拟银行管理者的正常职务行为时，有罪论者对电脑系统的行为，是视为银行管理者的行为予以认可的，那么，在面对电脑系统模拟银行管理者的异常职务行为时，正如许霆案，何鹏案所发生事实，又有什么理由，对电脑系统的行为不能视为银行管理者的异常职务行为进行处理呢？更何况《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89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215条明确规定此种情形由银行自负其责。

许霆、何鹏在柜员机反复按键取款的行为，是可以被柜员机厂商和银行技术部门证实的，实际上只是向银行反复提出取款的请求，也就是向银行反复发出签订新的储蓄合同的要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认为这种反复提出要约的行为是违法的。连违法性都没有，更不要说是犯罪了，所以可以确定许霆案、何鹏案都是没有违法性的“盗窃案”。

主观上，何鹏、许霆具有恶意交易的故意，但这种恶意交易与刑法意义上的主观恶性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这种恶意交易属于道德范畴，应当受到道德上的责难，可是却被有罪论者夸大和升级为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其根源是犯了有罪推定、先入为主的错误。

综上所述，随着许霆案、何鹏案背后隐藏的秘密被揭开，长期以来围绕着何鹏案、许霆案所引发的争议，在客观事实面前结束了，许霆案、何鹏案最终成为载入史册的错案。


作者单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肖佑良


参考资料：
1、《客观事实证明许霆案是错案》
2、《〈客观事实证明许霆案是错案〉的解读》
3、《许霆案解密：银行隐瞒事实铸成大错》
4、《许霆案，虚构的盗窃案》
5、《许霆案•何鹏案•葫芦案》或《许霆案、何鹏案新解，统一歧见的希望》


对刑法397条中“徇私舞弊”罪的理解
袁永新　马献钊

　　　　刑法第397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2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对于前述第1款，司法界及学术界均无争议，都认为该条款包含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两种罪，定两个罪名。对于第2款如何定罪，司法界存在不同认识，学术界也有激烈争论。笔者依据刑法基本理论，结合司法实践，谈谈对该条款含义的理解。
一、两种不同观点及其不足之处
　　纵观司法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是新增设的独立罪种，应单独确定为徇私舞弊罪，主要理由是：本款规定行为的构成要件及法定刑均与第1款不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条款规定的徇私舞弊是第1款所列滥用职权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而且仅仅适用于滥用职权罪而不适用于玩忽职守罪。主要理由是：本款所“犯前款罪”应理解为在前款所列犯罪的基础上规定一个特殊的加重处罚情节。同时由于徇私只能由故意构成，而玩忽职守是过失犯罪，所以该款所列行为不包括玩忽职守罪。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第一种观点主观单列罪名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注意到刑法诸多条款中使用“犯前款罪”这一立法用语含义的统一性。既然是犯前款罪，前提当然是前款所列犯罪。同时，如果因为徇私舞弊就把前款所列犯罪界定为一种新罪，似乎有主观归罪之嫌。第二种观点似乎比较符合刑法基本原理，但由于第1款所列的是两种犯罪，因此不能当然得出第2款所列情节仅仅适用于滥用职权罪而不适用于玩忽职守罪的结论。同时该观点似乎混淆了对徇私的故意与对犯罪结果的故意之间的区别。况且司法实践中，因为徇私而未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出现重大损失的案件屡有发生，对此类案件如何定性和处罚，依这种观点很难解决，并且社会效果不好。
二、徇私舞弊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笔者之所以这样认识，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刑法所规定的“犯前款罪”之含义是明确的、统一的，否则就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在犯罪主体、客体、罪过形式既定的情况下，对于情节不同的犯罪行为，刑法往往采用分款或分段的方式来界定不同的处罚情节，并规定不同的法定刑。这是立法技术精炼的一种体现。这种情节加重犯在现行刑法中比比皆是，但这并不意味着成立一种新罪，而仅仅是前款所列罪种的一项加重处罚情节。
　　第二，徇私舞弊作为一种情节，它对定罪并无影响。我国刑法确定某种犯罪是以该种罪的构成要件为基础的，只要构成要件相同的行为就应定为同种罪。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秩序和信誉，主体均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观方面，两罪的共同之处在于须造成重大损失，区别在于滥用职权罪表现为非法行使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或超越职权范围而行使权力，玩忽职守罪表现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主观方面，滥用职权罪是故意，玩忽职守罪是过失。只要具备了上述要件，就构成了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
　　第三，徇私舞弊是渎职犯罪的更为严重的情节。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公正执法，这是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和法定义务，若违反了这一条，势必会在社会上造成更为恶劣的影响，对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信誉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所以对于徇私舞弊而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者，应视为一种情节恶劣的表现，理应给予更重的刑罚。我国封建制刑法中就有对官员渎职犯罪区分“公罪”、“私罪”的规定，对于因私犯罪者从重处罚。这次修订刑法单列一款规定徇私舞弊的渎职犯罪，也体现了对因私犯罪加重处罚的精神。
　　第四，徇私舞弊作为一种行为动因，在滥用职权罪中转化为犯罪动机，而在玩忽职守罪中仅仅是一种犯罪原因，尚不具备犯罪动机的性质。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犯罪动机是刺激和推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动因，它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反映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而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中是不存在犯罪动机的。在徇私舞弊的滥用职权案中，徇私成为刺激、推动行为人滥用职权的直接动力，行为人积极追求徇私结果的出现，因此它只能表现为直接故意犯罪，即行为人为了徇私而滥用职权。而在徇私舞弊的玩忽职守案中，徇私仅仅是行为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一个原因，尚不具有刺激和推动行为人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作用，不能称其为犯罪动机，因此也反映不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三、刑法第397条第2款在司法中的适用
　　(一)如何认定徇私舞弊?从汉语词义来看，“徇私”是指为了私情、私利而做不合法的事；“舞弊”是用欺骗的方法做违法违纪的事情。从前述立法本意来看，“徇私舞弊”这一词语在渎职罪中的重点或落脚点在于“徇私”而不在于“舞弊”。正是由于司法实践中徇私往往随着舞弊，所以才约定俗成地形成了这一词汇。从司法实践来看，所谓徇私，包括徇私情、谋私利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顺从亲戚、朋友、同学、同乡，上下级、仇敌、竞争对手等私人关系、感情；后者包括第三人平时小恩小惠、请客送礼、许诺日后给予好处(包括非物质的好处)或行为人为保住自己不应有之利益等。不论徇私情或谋私利，均是能够给行为人或其亲友带来利益或使其对手失去应有利益，且这种利益之增减与行为人之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否则就不能认定为徇私。也就是说，徇私情或谋私利均落脚于特定对象的利益之增减。比如某行政机关财务人员，在办理经本单位领导介绍的第三人提供的凭证时，抱着领导介绍的人不会错的心理，未认真审核凭证，致使单位被该第三人骗去数十万元无法追回。本案中该财务人员之玩忽职守确有私情在其中起作用，但这种私情并未使该领导得到好处，所以不宜认定为徇私舞弊。
　　(二)在具备徇私舞弊情节时，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别。一般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别比较明显。其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故意犯罪，后者是过失犯罪。但在具备徇私舞弊情节时，两者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有时甚至容易引起混淆。但前述两者的本质区别仍然是存在的，并且是区别这两种罪的主要标准。同时，这两种罪中徇私舞弊情节的含义也有不同。对于滥用职权罪，徇私是犯罪的动机，徇私的结果正是行为人积极追求的结果，行为人正是为了得到这种私利或使其亲友得到不应得到的利益而滥用职权；对于玩忽职守罪而言，徇私仅仅是犯罪的原因，犯罪人因为徇私而未履行法定职责。通俗地讲，前者是“为了私利或私情而故意滥用职权”，后者是“因为私利或私情而过失地不履行法定职责”。
　　(三)徇私舞弊的不作为在特定情况下应定滥用职权罪。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行为人事先已经明知亲友或赠送私利者要实施有损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但出于徇私的动机，对于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不予履行，造成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损失。这种貌似玩忽职守实则故意不作为的行为，笔者认为完全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特征，应定滥用职权罪，而不能定玩忽职守罪。所以我们说，滥用职权罪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方式。作为与不作为并非区别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根本标准。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