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定《人民调解法》的建议

矛盾纠纷的处置方式分为诉讼方式和非讼方式。非讼方式包含了仲裁和调解。调解是具有东方民族文化特色的纠纷处理方式，基本可以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三大类。司法调解可以称为法庭内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可以称为法庭外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均作出了相关规定。
调解是带有世界东方文化特色的纠纷解决模式，可以称为纠纷解决的“第三条道路”和“绿色”纠纷处理机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等，也相继采用了这种模式。调解在我国的历史比较悠远，主要渊源于儒家的“德主刑辅”和息讼思想，早在元明之际就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人民调解也是我党的优秀传统之一，早在苏维埃革命政权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就制定了相关法制文件，在战争年代迅速解决各类民事纠纷，为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的革命解放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1954年3月22日，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公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人民调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初步明确了在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乡村村民委员会中发展人民调解组织，使人民调解工作初步走向法制化的轨道。1989年5月5日，我国国务院又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了在企业、事业单位发展人民调解组织，使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走向法制化的轨道。2002年，司法部又制定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逐步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程序，并提出在街道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使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走规范化。2002年9月，我国还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法律效力，使人民调解工作逐步趋近成熟。
新时期，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手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指出，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人民调解组织每年调解民间纠纷600多万件，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调解的优点在于，一是比较快速地解决地民间纠纷，节省纠纷解决时间；二是合理、优化配置纠纷解决资源；三是可以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调解，达到政治思想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和普法、法制教育的目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四是可以促进纠纷当事人尽快取得谅解，减少双方的敌对情绪，防止矛盾激化；五是可以减少集体上访事件和重复信访、越级信访等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六是可以通过主动调解，防止人们的过激行为，防止对社会的工作、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实现人民调解的预防矛盾纠纷的功能，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因此，加强人民调解立法工作尤其显得必要。
人民调解工作经过长期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一定的成就。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制定人民调解法的立法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主要理据如下：
1、制定人民调解法是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法律权威性的迫切需要。目前，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已将司法调解纳入诉讼程序，并认可了人民调解的合法地位。但是，我国基本法体系在人民调解方面没有建立系统的制度和程序，社会认知力不够，对纠纷当事人也难以拖入人民调解程序，而民事诉讼法对人民调解的规定也太简略，仅规定了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立和业务指导等内容，非常不完整，因而造成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权威性不够，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2、制定人民调解法是对各种联动调处机制实现有效整合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近年来，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警民联调工作，深圳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办事处也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综司联调机制，这些都是新时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势要求的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社会平安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人民调解法，造成人民调解与行政处置之间缺乏有力的衔接，影响了社会矛盾的及时、快速调处。
3、制定人民调解法是拓广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的迫切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对调解工作也比较重视。ADR是非诉讼非仲裁的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的概括性的统称，其主要类型包括有调解、中立听者协议、小型审理、租借法官等，也适用轻微刑事案件，是人文法治的新成就。据有关资料显示，西方发达国家有8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ADR方式解决的，大大节约了诉讼资源。联合国新近发展起来的恢复性司法活动，虽然属于刑事领域，但也借鉴了调解的一些工作手段和方法。在当前刑事案件数量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我国更加适合在轻微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使用人民调解工作方法，可以大大节省案件的解决时间或行刑资源。对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附带民事案件”部分，一般来说，如果由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判决，犯罪人会认为已经对其采取了刑事处分，对民事判决往往会产生不平衡心态，不愿意及时履行民事义务，会以各种借口出现拖延等现象，使受害人及其亲属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民事赔偿，使他们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如果在警方的监控下，人民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活动，则犯罪人与受害人及其亲属在一种相对比较轻松的环境下“谈判”，一方面可以使犯罪人认识到其犯罪行为对对方所造成的伤害，达到教育犯罪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迅速地促使双方达成民事赔偿的调解协议，尽快履行调解协议的义务，减轻受害人及其亲属在心灵、经济上的创伤。然而，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了刑事制度的立法权专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因而人民调解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的接轨和衔接任务还需要依靠人民调解法和民事诉讼法来共同完成。
4、制定人民调解法是开展行业性人民调解活动的迫切需要。行业性调解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职能部门下属机构的调解，如消费者委员会或消费者协会的调解；二是行业协会的调解。对于第一类调解，我们可以在劳动行政机关、国土资源行政机关、建设行政机关等国家行政机关的公益性直属企业、事业单位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利用专业知识和专门法律知识，开展专门化调解活动，集中处理劳资、物业管理、拆迁补偿等群体性纠纷，最快、最好地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对于第二类调解，我国目前尚缺乏专门的商业调解法规，国内个别地区已开始尝试邀请企业家担任调解员，开展商业调解活动，社会效果也比较明显。因此，人民调解法要采取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方式，解决人民群众的迫切诉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
5、制定人民调解法是促进人民调解工作走向专业化、专职化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一些地区的人民调解员是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兼任，缺乏专业的人民调解员。由于我国没有制定人民调解法，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即各级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人民调解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但法律地位仍然很低，很多同志产生了不少误解，认为干人民调解工作既不能“发家致富”，又缺乏法律的有效保障和保护，不愿意从事人民调解工作，阻碍了人民调解工作走向专职化的道路。实际上，人民调解员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政治思想素质要求较高，需要具备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以及科普常识等各方面的知识。当前，我国的人民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阻碍了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和解决，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十分不相适应。
6、制定人民调解法是加强人民调解教育、教学活动的迫切需要。目前，由于没有制定人民调解法，我国的各大学没有建立相应的调解专业，人民调解的教材也十分缺乏，即使是社区管理专业也没有开设调解课程，在调解方面投入的专家、学者也十分的稀缺。实际上，在我国，当前人民调解人才的数量需求十分庞大。据统计，仅深圳市福田区的人民调解员的数量就达到了2000多名，大部分属于兼职人民调解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调解既是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三条道路”，也是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必备的基本技能。我们应当从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开始传授调解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使人们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减少和化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现自我和解，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7、制定人民调解法是营建节约型社会的迫切需要。一般来说，诉讼和仲裁耗费的时间相对较长、费用较多，难以反映诉求处置的经济性要求。而人民调解不收费，一个案件往往可以在几分种、几个小时、几天内解决，甚至可以随时出现、及时申请、即时解决，大大节约了信访资源和诉讼资源，还可以引导群众理性、合法维权，防止矛盾激化，防止对社会政治、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友好型”途径和“绿色通道”，客观上直接体现着节约型社会建设的精神内涵和实质。
我们建议，人民调解法可以采取以下的立法框架结构：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人民调解组织
第三章 人民调解员
第四章 纠纷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第五章 纠纷排查制度
第六章 人民调解工作纪律和人民调解庭纪律
第七章 民间纠纷的受理
第八章 人民调解协议及其履行和执行
第九章 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
第十章 人民调解与行政调处、司法调解的衔接
第十一章 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的衔接
第十二章 附则
同时，建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在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法中规定，民事纠纷应当先经过调解后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劳动仲裁外）。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人民法院的工作量，减轻群众的诉求负担，减少群众的诉求时间和诉求成本，维护社会的平安稳定。笔者还建议，在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法中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执行力。

李志刚
2007年2月15日

李志刚：男，湖南长沙市人，41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生、法学研究生毕业，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经济论坛“学者专栏”学者，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信息督查处信息员，深圳市专家工作联合会专家，湖南都市职业学院客座教授，《专家视线》杂志编委。法学主要研究方向：立法学、人民调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反腐倡廉法制建设。联系电话：0755-81045860 电子邮箱：leabai@126.com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禁止非法增加企业负担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69号


（2001年7月20日经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禁止非法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非法增加企业负担，是指任何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要求企业提供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行为。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非法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企业可以依据本条例对任何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非法增加其负担的行为进行投诉和举报。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的企业负担监督机构是重庆市经济委员会。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企业负担监督机构，负责辖区内企业负担监督工作。
企业负担监督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检查涉及企业负担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情况；
（二）受理非法增加企业负担投诉、举报，提出意见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组织查处重大复杂的投诉、举报；
（三）督促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企业负担监督机构查处非法增加企业负担案件，对于涉及同级人民政府部门或者下一级人民政府的非法增加企业负担案件，可以提出建议性处理意见移交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处理；
（四）对于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监督非法增加企业负担职责的单位及其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追究责任。
第六条 监察、审计、财政、物价、计划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企业负担监督机构做好企业负担监督工作。

第二章 禁止非法增加企业负担
第七条 向企业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与计划部门共同发布的规章或规定，以及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或者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为依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前款规定，增设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
第八条 对企业实施罚款，必须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进行。
第九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企业购买有价证券或者以其他形式向企业集资。
第十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以及财政部批准的政府性基金、附加外，任何单位不得强迫企业为基金出资。
第十一条 邮政、电信、电视网络、铁路、供电、供水、供气、路桥等公用企业或者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擅自提高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或者以其他方式增加企业的负担。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不得将行政管理职责变为有偿服务并收取费用。
第十三条 对企业进行不定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由县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根据市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统一安排组织实施。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根据监督抽查计划可以进行产品检验，抽样方法、数量应符合标准或有关规定，并不得向企业收取费用。
第十四条 禁止下列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
（一）强制企业提供担保；
（二）强求企业赞助、资助、捐赠财物；
（三）强制企业参加除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外的保险；
（四）强求企业刊登广告和订购报刊、杂志、书籍、音像制品等；
（五）强求企业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和不必要的会议，并收取费用；
（六）强制企业参加无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培训、技术考核等；
（七）强制企业出资编写名录、年鉴、大全、画册等图书资料；
（八）要求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指定服务或者为企业指定施工单位；
（九）将应由企业自愿接受的咨询、评估、检测等中介服务变为强制性服务，向企业收取费用；
（十）要求企业承担不应当由企业开支的差旅费、通讯费、旅游费、餐饮费、会议费、修车费、医疗费、购物费等各种费用；
（十一）违反法律、法规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的规定，要求企业无偿提供劳务或强行将公益性义务劳动变为向企业摊派财物；
（十二）占用或变相占用企业的房产、汽车等财物；
（十三）非法增加企业负担的其他行为。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办理许可、审批、年审、登记、认证等事项时，除收取本条例第七条所列依据规定的费用外，不得收取或代收其他任何费用。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无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或者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对企业进行考核、评比、达标、升级等活动。

第三章 监督措施
第十七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与计划部门共同发布的规章或规定外，本市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用事业性收费的项目和标准的确定，应当通过公开听证程序。
有关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的规范性文件及附件应当公开发布。未经公示的，企业可以拒缴。
第十八条 收费单位在实施收费行为时，未出示收费许可证，或未开具市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收费票据的，企业可以拒缴。
第十九条 企业负担监督机构和监察、审计、财政、物价、计划等部门应当设立企业负担监督举报电话、举报信箱。企业负担监督机构和监察、审计、财政、物价、计划等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条 国有和集体企业实行厂务公开，其职工代表大会应加强对企业财务收支的监督，重大的赞助、捐赠等开支项目应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第二十一条 企业负担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非法增加企业负担行为的监督检查，发现非法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立案调查。
第二十二条 新闻媒介应当加强对非法增加企业负担行为的舆论监督。

第四章 投诉与处理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以各种方式对非法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向监察、审计、财政、物价、计划等部门或者企业负担监督机构投诉、举报。
第二十四条 有管辖权的部门收到投诉、举报，应当在收到投诉、举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并书面答复投诉、举报者。对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对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投诉、举报，自收到投诉、举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移交有管辖权的部门或企业负担监督机构。
企业负担监督机构自收到投诉、举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移交有管辖权的部门。受移交的部门不得再移交。
第二十五条 有管辖权的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送达投诉、举报者，同时抄送同级企业负担监督机构备案。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十个工作日。
第二十六条 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管辖的投诉、举报案件，由企业负担监督机构指定其中一个行政机关负责组织调查处理，相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对重大复杂的投诉、举报案件，由企业负担监督机构组织有关行政机关共同调查处理。
第二十七条 投诉、举报者对不接受投诉、举报的，可以向其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或企业负担监督机构投诉。
投诉、举报者对不予受理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企业负担监督机构和物价、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再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者对投诉、举报案件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收到答复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查处机关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查。复查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决定。
第二十八条 查处机关或复查机关发现本机关对投诉、举报案件的处理、复查确有错误的，应当重新处理。
上级行政机关发现下级行政机关对投诉、举报案件的处理、复查确有错误的，可以直接处理或责令下级行政机关重新处理。
第二十九条 被调查的单位及个人必须如实提供情况，不得刁难和阻挠，不得打击、报复投诉、举报者。
第三十条 企业认为行政机关非法增加其负担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增加企业负担的，由企业负担监督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退还全部财物。并由有关部门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他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增加企业负担的，由有关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处理。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增加企业负担，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对投诉、举报、抵制非法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打击报复，或者妨碍企业负担监督机构、有关行政机关依法查处案件的，由监察机关或有关行政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负责人违反规定，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非生产经营性费用的，由本人承担，并由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企业负担监督机构、其他有关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企业负担监督职责，对承办的投诉、举报案件拖延、推诿的，由同级政府或者上一级企业负担监督机构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负责企业负担案件查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敲诈勒索的，由监察机关或者有关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企业是指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
第三十六条 对非法增加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负担的，比照本条例处理。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2001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