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4月20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7年7月16日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五章 教育事业
第六章 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七章 对州内特别贫困地区的扶持和帮助
第八章 职工队伍建设
第九章 民族关系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本州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
第二条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是贵州省东南部地区苗族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州的辖区为：凯里市、丹寨县、麻江县、黄平县、施秉县、镇远县、岑巩县、三穗县、天柱县、锦屏县、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雷山县、台江县、剑河县。
自治州的首府在凯里。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州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州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全州各族人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把自治州建设成为团结、文
明、民主繁荣的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特点和需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发展本州的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逐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州内各族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第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州内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第九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本州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他选举单位依法选举产生。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除苗族、侗族的代表外，其他聚居在州内的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苗族和侗族的人员应当超过半数，并且应当有苗族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邀请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一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贵州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一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贵州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州长由苗族或者侗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苗族和侗族的人员应当超过半数，并且应当有适当数量的汉族人员，注意配备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
第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设置工作部门和确定人员编制，并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所属的工作部门，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并且注意配备适当数量的妇女干部，尤其是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妇女干部。
第十二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是自治州的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监督本州各县、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州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领导本州各县、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州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三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应当有苗族侗族的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人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苗族、侗族人员，注意配备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通用汉语汉文，也可以使用苗语、侗语，并且可以使用苗文、侗文书写法律文书及其他文书。
自治州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使用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汉语、汉文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特点和需要，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在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突出抓好林业，大力发展畜牧业，加速发展地方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努力搞活商品流通，促进本州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要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第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制定本州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本州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财力、物力和其他条件，自主安排、调整基本建设项目。
第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矿藏、水流、土地、森林、草山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权不受侵犯，其所有制关系不得变更；由法律规定可以变更的除外。
自治州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自治州内的土地、森林、草山资源中，所有权和使用权有争议的，应当本着平等的原则和互谅互让，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的精神，按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保护和管理当地的自然资源。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对可以由本地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第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土地，严格控制非农业占用耕地和林地。
自治州内集体所有的耕地，除划给农户的自留地外，实行联产承包经营。承包者对所承包的耕地和农户对自留地享有管理使用权，但不得买卖、出租、毁坏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帮助农业生产者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帮助农业生产者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选育良种，改进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实行科学种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品质量。
第十九条 自治州的林业生产，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加速营造速生丰产林，建设商品木材基地。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林和薪炭林，积极封山育林，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加速绿化宜林荒山，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提高森林覆盖率，恢复和保
持生态平衡。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林业行政管理工作，实行依法治林。
第二十条 自治州内全民所有制的林场，其国家所有权和管辖区域不得变更。
自治州内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已经建立林场经营管理的，未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不得随意撤销；未建立林场经营管理的，可以建立林场，或者以其他形式承包经营。禁止将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分给农户或者个人所有。
自治州内宜林荒山的营林，实行国营、集体、联户为主办林场的形式承包经营。
自治州内联户或者个体户承包营造的林木，允许转让或者继承，接受转让人或者继承人应当按照原承包合同办理继续承包手续，自治机关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林业基金专款专用。对承包营林的集体组织、联户和个体户，国家金融机构和林业主管部门可以提供有偿扶持。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营林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从严制定年采伐限额，按照年采伐限额确定年度木材采伐计划和商品木材计划。
自治州内的森林和林木，凭县、市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采伐许可证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严禁滥伐和盗伐林木。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切实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的组织工作。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内集体和个体生产者生产的木材、竹材及木材半成品，实行议价收购和销售。自治州的州、县（市）人民政府可以制定保护营林者利益的最低收购限价。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严禁任何单位组织非法收购或者套购、倒卖木材；不允许私人倒卖贩运木材。
农村居民、林农自产的零星木材，可在指定的市场上凭证自销。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按照有利于商品木材的流通和林业行政管理的原则，确定州内经营商品木材的单位，未经县、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林区直接收购木材。
自治州内经营商品木材的单位，一律按计划部门核定的计划经营。具体的经营、监督和管理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鼓励集体和个人在发展生猪、家禽的同时，积极发展牛、羊等草食性牲畜。
自治州内的草山草场，按照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的原则，实行承包经营，发展人工种草。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鼓励、扶持畜牧生产单位和个人运用科学技术，改良畜禽品种，防治畜禽疫病，发展饲料加工业。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和扶持集体、个人采取各种形式，利用稻田及其他水面，发展渔业生产。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水产资源，加强渔业行政管理。严禁毒鱼、炸鱼、盗鱼和其他破坏水产资源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乡镇企业的领导，贯彻实行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乡镇企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乡镇企业在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上给予支持；在税收、信贷、原材料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在流通、运输、信息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提供服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乡镇企业的资金和财产，不得任意摊派和收费，不得任意改变其所有制关系和隶属关系。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在积极发展地方国营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集体工业和个体工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优先发展电力工业，大力发展木材加工工业和以农、林、牧产品及其他土特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积极发展建材、轻纺、食品工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指导和帮助乡、镇发展集体矿山企业；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人依法采矿。
第三十条 自治州的交通运输，以公路运输为主，同时发展水路运输和畜力运输，开展铁路、公路、水路联合运输。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州内的公路和航道设施，实行统一规划，采取国家投资和集体、个人投资投劳的办法，进行修建和养护。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交通运输的行政管理，严禁破坏交通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积极发展乡村邮电通讯事业。严禁破坏邮电通讯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管理隶属于本州的企业，非经自治机关的同意，其隶属关系不得随意变更。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职工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权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和本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企业生产关系，改革企业经营管理体制。鼓励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自治州人民政府支持州内企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积极开展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和经济联合。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在本州的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对其生产、工作、生活提供方便。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从州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设备；鼓励州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本州独资或者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事业，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华侨和外国人士在本州的合法权益，对其兴办的企业、事业给予优惠照顾。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的对外经济贸易机构按照国家的规定，直接对外开展进出口经济贸易活动。自治州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对外贸易口岸。在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待。
自治州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决定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统筹安排使用上级国家机关下拨的外汇和本州的外汇留成。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生产出口商品的单位和企业，给予优惠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本州的商业和供销企业，充分发挥国营商业在商品流通活动中的主渠道作用。州内的商业、供销企业可以按照一业为主、综合经营的原则开展经营活动。
自治州的各级国营商业、医药企业和供销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规定的照顾。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州内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人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并积极组织供应。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集镇、集市的管理和建设，发展商品流通，建立市场体系和集市贸易。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帮助农村和城镇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生产者和个体劳动者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商品流通，开展劳务活动。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工商行政管理，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营。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原则，加强物价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并且根据国家规定的权限，制定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的补充规定，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事业。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的财政是地方一级财政，是贵州省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本着增收节支、收支平衡、量力而行的原则，安排本州财政预算，管理收支，使用各种收入的超收和各种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州的财政在贵州省财政机关合理核定包干收入、支出基数时，收入不敷支出的不足数额，享受上级财政的补助，同时享受上级财政的补助递增数额。自治州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时，按一定几年不变的定额，上缴上级财政。
自治州的财政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因严重自然灾害或者上级国家机关政策性变化或者其他原因而出现较大的不平衡时，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报请上级财政机关给予补助。
第四十条 自治州各县、市的财政是自治州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按照分级包干的原则，合理核定所属县、市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数、补助定额或上缴比例，一定几年不变。
自治州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则，建立健全乡（民族乡）、镇的财政管理体制。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州的实际情况，制定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的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四十二条 上级国家机关给本州的各种资金，自治机关可以按照资金性质统筹安排使用。上级国家机关指定的项目专项拨款除外。
自治州财政的机动财力，主要用于工业、农业生产建设和教育事业。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外，对属于本州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报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充分发挥州内金融机构的职能作用，积极筹集、融通资金，发展本州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州的国家金融机构积极扶持和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指导和帮助发展其他形式的金融组织。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的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州内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收支和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其他同国家财政有关的单位的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审计监督。

第五章 教育事业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的教育方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逐步改革和完善教育管理体制，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建设人才，提高全州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地普及初等教育，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学前教育，重视盲、聋、哑、残疾人和弱智儿童的特殊教育。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本州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通过统筹规划和加强领导，大力扶持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鼓励各种社会力量以及个人自愿捐资助学。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和本州实际，自主确定自治州的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学籍管理，学科及课程的设置，学制及教学计划的调整，教材的增减，学年的招生计划和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方案。
自治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分级管理。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优先发展师范教育，有计划地培养和培训教师，建设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定点、定名额、考试加保送的办法，择优招收边远地区的学生进入本州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回原地任教。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用前款规定的办法，招收符合入学条件的民办教师进入本州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原地任教。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尊重教师，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鼓励教师长期从事教育事业。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计划地举办各级民族中小学，在经费、师资、设备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并有计划地对学生实行免费入学，以提高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是女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和毕业率。
自治州的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可以设置民族预科班；城镇完全中学，可以开设民族班，招收农村的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入学。
第五十条 自治州内不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小学低年级，应当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晓的语言进行辅助教学；有条件的也应当分别使用苗文、侗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教学。
自治州内的师范院校、民族行政管理学校应当逐步开设苗文、侗文课，有条件的其他学校也可以开设苗文、侗文课。
自治州内分别使用汉文和苗文、侗文扫除文盲。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财政用于教育的经费，应当按高于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逐年增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克扣、挪用。
自治州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实行专项管理，主要用于基础教育。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筹集资金、物资和组织群众义务劳动，为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保护州内各级各类学校管理和使用的土地及其他校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第六章 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制定本州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制定州内科技人才管理、聘任、工资待遇的具体办法和科技创造发明的奖励标准。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建立健全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组织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积极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开拓技术市场，推广科学技术；鼓励科学技术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为城乡提供各种技术成果、信息和技术服务。
自治州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技术培训机构，积极为城乡培训各方面的技术人员，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应用科学技术成果。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计划内的科学研究项目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在资金、物资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
自治州的财政用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经费，应按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比例逐步增长。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继承和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文学、艺术；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及其他文化事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发掘、整理、保护文物古迹，革命遗址和其他文化遗产。
自治州人民政府指导和帮助基层文化馆、文化站及其他文化设施的建设，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积极发展城乡医药卫生事业，不断完善各级医疗卫生防疫机构和充实卫生人员，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自治州人民政府贯彻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加强地方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切实做好妇幼卫生保健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对民族医药学遗产的发掘、研究和应用，发展民族医药事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和个人按照国家规定，举办各种医疗卫生事业，开展防病治病。
第五十五条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自治州内各民族公民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制定州内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发展体育事业。开展具有民族特点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提高民族体育技术水平，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五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可以与其他地方开展协作和交流，也可以依照国家规定与国外进行交流活动。

第七章 对州内特别贫困地区的扶持和帮助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帮助州内特别贫困地区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州内特别贫困地区实行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级负责，适当集中物力、财力和科学技术力量分期分批进行扶持，尽快改变贫困面貌。
自治州的特别贫困地区的划分，由州人民政府确定。
第五十九条 自治州财政设立扶贫基金，实行有偿或者无偿投放，用于特别贫困地区的开发性、专业性生产建设和发展教育事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在分配本级财政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资金和各种专项补助资金时，应当照顾特别贫困地区。
自治州人民政府用于交通建设的资金，优先安排特别贫困地区的公路、航道建设，并且采取国家投资和群众投劳相结合的办法，修建和维护区、乡公路。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特别贫困地区，区别不同情况，定期减免税收、定期减少粮食定购数量或者不实行粮食定购，并发放贴息或者低息贷款，扶持其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乡镇企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通过专业技术培训和采取各项技术承包，提高州内特别贫因地区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工农业生产水平。
自治州人民政府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州内外的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到州内特别贫困地区兴办各种生产性、服务性企业。
第六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计划地为特别贫困地区设立以寄宿为主或者以助学金为主的学校，对其应届毕业生，采取分配名额或者考试加保送的办法，择优输送到州内不同类别的高一级学校学习。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计划地为特别贫困地区兴办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及其他职业学校，加速培养这些地区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
第六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对州内特别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自治州的用于医疗减免的经费，重点照顾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民防病治病。
第六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干部、教师、卫生技术人员和其他科学技术人员到州内特别贫困地区工作。鼓励和照顾的具体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章 职工队伍建设
第六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通过各类学校及其他途径，大力培养各民族干部、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特别是加速培养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科学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加速在妇女中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自学成才。有计划地选送在职人员到州外高等院校学习。
自治州人民政府采取特殊政策，从州外引进各种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
第六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为知识分子创造发挥专长、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水平的条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自治州人民政府依照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制定本州优待知识分子的补充办法。
第六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在职职工的培训，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充分发挥职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自治州内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的指标范围内，可以从本州农业人口中择优招收适当数量的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六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在本州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干部给予物质奖励或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优待和照顾措施，鼓励州外籍的国家职工积极参加本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自治州人民政府依照国家规定的原则，制定对本州国家职工休假和离休、退休后待遇的具体办法或者补充规定。

第九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通过各种形式对州内各民族公民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增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公民都有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都有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州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应当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六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提倡各民族公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积极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自治州人民政府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机构和苗文、侗文出版机构，积极推广苗文、侗文。
第六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聚居在州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凡具备建立民族乡条件的，应帮助其建立民族乡。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本乡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散居在州内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其解决生产、生活的特殊问题。

第十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报请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1988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条例的修改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7年7月16日
杨文革 南开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死刑/死刑政策/“法务部长”签核权/释宪
内容提要: 伴随着死刑罪名的删减和唯一死刑的废除，以及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更加严格审慎，我国台湾地区的逐步废除死刑政策渐趋明朗，司法实践中死刑的判处与执行数量逐年下降，几乎接近事实上废除死刑的目标。但被害人家属要求执行死刑的有效抗争，加之反对废除死刑民意的强烈反弹，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台湾死刑废除的进程。死刑废除派和死刑赞成派在“法务部长”签核权等法律问题上针锋相对，为各自的主张寻找理论根据。最高当局除在死刑废除派与赞成派之间左支右绌，两面讨好外，目前则积极采取配套措施，争取民众对废除死刑政策的支持。


从2006年至2009年，台湾连续四年没有执行死刑。此局面如能平稳维持十年，按照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标准，台湾将成为一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地区。但2010年春节后台湾《时报周刊》一篇关于死刑存废老议题的深度报道，却引发台湾政治风暴，导致拒签44名死囚执行令的“法务部长”王清峰去职。[1]面对要求执行死刑的汹涌民意，新任“法务部长”曾勇夫于4月28日签下台湾五年来的首份死刑令，两天后，4名死刑犯在高度保密情况下被枪决。这种“突袭式”执行死刑的做法引起各界争议。 [2]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对于台湾地区的死刑热议，大陆刑事法学界没有理由置身事外。本文试图对我国台湾地区的死刑变易，以及当前围绕死刑的法律争议进行分析，以期对大陆死刑制度的变革有所裨益。
　　一、台湾死刑制度的演变
　　（一）死刑罪名的演变
　　台湾的“刑法”由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构成，大多是在大陆统治时期制定的。其早期的“刑法”异常严苛，譬如制定于1929年的特别刑法“陆海空军刑法”，处罚极重，单是唯一死刑罪名就多达44个。常有懵懂无知的年轻义务兵因不懂法律，轻易触犯重罪被判处死刑。“国民政府”迁台初期，因两岸对峙情势，台湾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经过“立法院”正常程序制定的“刑法”被搁置不用，却以“戡乱”为由，对犯罪适用“惩治盗匪条例”，造成一般人民犯罪也依“惩治盗匪条例”判处重刑，许多社会精英被杀害。 [3]
　　上世纪后半期，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对于各项社会制度相对地要求有所改革，加之大量学者从国外留学返台，欧美人道主义被引入法律制度，“刑法”的修改顺应世界潮流， [4]刑罚开始向轻缓化演变。这些发展变化贯彻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对死罪的修改限定。新千年以来，这一变化趋势愈加明显。“惩治盗匪条例”被废除，腐败犯罪和未满十八岁人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犯罪的死刑配置被先后取消。最为重大的变革则是唯一死刑的废除。所谓唯一死刑，即不分情节轻重均判处死刑，法官几无裁量权空间，如有误判，则无法挽回。 [5]新千年之初，台湾仍有绝对死刑，譬如：犯强奸罪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犯海盗罪而致人于死者；犯海盗罪而又放火、强奸、掳人勒索或故意杀人；掳人勒索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等。 [6]经过几年大刀阔斧修订，至2006年12月22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特别刑法“妨害国币惩治条例”及“陆海空军刑法”之唯一死刑罪，完成以相对死刑取代绝对死刑之立法工作，台湾从此没有唯一死刑之犯罪。
　　目前，台湾相对死刑尚有49项，罪名如下：
　　1．普通刑法部分
　　（1）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有：第101条之首谋暴动内乱罪；第103条之通谋开战端罪；第104条之通谋丧失领域罪；第105条之直接抗敌民国罪；第107条之加重助敌罪；第185之一条第2项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226之一条之妨害性自主而杀人之结合犯罪；第261条之公务员强迫他人栽种或贩运罂粟种子罪；第272条之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第332条第1项之强盗结合罪；第334条第1项之海盗结合罪；第348条第1项之掳人勒赎罪。
　　（2）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333条第3项前段之加重海盗罪；第334条第2项之海盗结合罪；第347条第2项前段之加重掳人勒赎罪；第348条第2项之掳人勒赎结合罪。
　　（3）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120条之公务员委弃守地罪；第185之一条第2项后段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185之二条第3项之危害损毁交通工具罪；第226之一条之妨害性自主而杀人之结合犯罪；第271条之普通杀人罪；第328条之普通强盗罪；第332条第2项之强盗结合犯罪；第333条第3项后段之加重海盗罪；第347条第2项后段之加重掳人勒赎罪。
　　（4）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185之一条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333条第1、2项之海盗罪、准备海盗罪。
　　2．特别刑法部分
　　（1）陆海空军刑法之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意图利敌罪；投敌罪；违反职役职责罪；违反部属职责罪；劫持军用舰艇、航空器罪；制造贩卖军用武器罪。
　　（2）妨害国币惩治条例之伪造、变造币券使用罪。
　　（3）妨害兵役惩治条例之结伙持械阻挠兵役罪；公然聚众持械反抗兵役推行罪。
　　（4）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之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强暴胁迫使人施用毒品罪；公务员假借职务犯上述两罪者。
　　（5）惩治走私条例之走私加重罪。
　　（6）残害人群治罪条例之加重残害人群罪。
　　（7）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之加重强暴性交易罪。
　　（8）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之非法制造贩卖枪炮罪；制造枪炮意图犯罪罪。
　　（9）民用航空法之强暴胁迫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危害飞航安全罪；加重制造非合格航空器罪。
　　上述犯罪，除可处死刑外，还可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十二年、或有期徒刑十年、或有期徒刑七年不等。
　　废除唯一死刑，改为相对死刑，使台湾“刑法”更符合现代刑法思潮，并兼顾人权保障，对于进一步推动全面废除死刑，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7]最为重要的是，唯一死刑的废除，使法官在量刑时有了可供选择的替代刑罚，对于司法实践中死刑判决数量的下降，起着重要作用。
　　（二）死刑程序的演变
　　台湾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执政时于1928年制定的，后经数十次修改，逐步从职权主义转向改良式当事人主义。
　　1967年时，台湾修正“刑事诉讼法”即有意采纳当事人主义，但并不彻底，“实系披当事人外衣之职权主义，即仅具当事人主义之外形，而欠缺其内在之实际。” [8]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缺乏足够保障。在侦查中，警察重自白而轻“物证”。由于刑事司法体系不愿花钱培养法医人才，台湾极度缺乏此类人才，在死刑案件中，子弹专家、指纹专家、法医化学家、法医病理专家及法医血液鉴定专家等法医及科学证据极少呈堂。 [9]加之证据力规范不够严格，刑求逼供之事时有所闻，法院在审理重大刑案时，又常受政策及舆论影响，甚至为杀鸡儆猴而速审速决。 [10]法官也偏好自白证据，一些法官私下表示，“即使被告声称遭到警方刑求，法官却不仔细调查自白是否出于自愿，且不要求检方负起自白出于自愿的举证责任。”“在许多案件中，法官拒绝传唤可证明被告不在现场或被告遭刑求的证人。” [11]尤其“军事审判法”，更是黑箱作业，制造了一些冤杀案件。 [12]有学者批评台湾的死刑法律程序未能达到国际社会的标准，其死刑制度至少有五大问题：警察办案能力不足、过分重视自白、唯一死刑、缺乏辩护资源、秘密执行死刑。 [13]并得出结论：作为死刑案件来讲，“很遗憾地，台湾的制度、程序并不及格。” [14]
　　2003年，台湾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此次修改，特别强调当事人主义，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强化，传闻证据被禁止，被告人讯问制度被弱化，职权调查证据制度退化，被告人的缄默权得到承认，对证人的询问改采当事人主导的交互诘问制度，当事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刑事诉讼中得到特别保护。尤其“交互诘问制度，则系基于公平裁判之理念，赋予被告对证人之,质问权,，仍是基本人权保障之一环。” [15]随着“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笔录内所载之被告陈述与录音或录影之内容不符者，……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为证据。”等内容的增加，犯罪嫌疑人主张曾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形大幅度减少了。 [16]案件的质量有了质的提高。
　　司法实践中，本着“明案速判、疑案慎断”原则，对于进入审判程序且被告不争执的非重罪案件，运用协商制度，使其快速终结，而使法官有足够时间及精神致力于重大繁杂案件的审理。“ [17]自此，台湾的死刑案件诉讼程序虽然与其他案件并没有多少区别，但与过去相比，却更为谨慎。”根据近几年死刑案件观察，自其案发后移送地检署侦办，至三审确定入监执行，其所经过时间平均约33个月，为一般案件8、9个月之3、4倍，显示对于该类案件侦审执行过程之审慎，以求毋枉毋纵。” [18]有学者甚至认为，“惟依目前司法程序之慎重，侦查严明，审判周详，尤其对于死刑案件，终审法院每每不厌求祥，欲求其生而不可得，始欲判处死刑。且死刑之执行非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之核准不得为之，是以判决确定后仍留有改正之余地。既须经审核，则应改正者当改正之，断无法官错误于前审核者复错误于后之可能。” [19]
　　与其他案件最大的区别是，死刑案件经过三审定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0条的规定，”检察官应速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1条的规定，”死刑应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令准，于令到三日内执行之。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再加审核。“死刑执行需经”法务部“令准之立法目的，”系在于对生命权之尊重，使此一经执行即无回复或救济之极刑，得经由最严谨、慎重之机制施行“， [20] “期在对被告为更周密之保护。” [21]
　　但是，“法务部长”批准死刑的标准是什么？正如有学者质疑的那样，“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批准程序的规定过于简略，难道批准死刑执行与否仅系于法务部长的,一念之间,乎？” [22]实践中也确曾存在过一些草率快速的死刑批准案件。 [23]最终，由于“监察院”的调查，民间团体的催生，“法务部”订定了“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宣示订定本要点的目的是为了“妥慎审核死刑案件之执行，以保障人权”。第二，规定“最高法院检察署”于收受“最高法院”发送之死刑案件时，应确认检察官、被告及其辩护人已收受判决书，并审核确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及“赦免法”、“刑事诉讼法”第465条之事由。第三，“法务部”于收受“最高法院检察署”陈报之死刑案件时，亦应注意审核有无第二点之情形以作为核准死刑执行之依据。第四，重申“刑事诉讼法”第461条规定之精神，即“法务部”令准死刑案件之执行后，应即函送“最高法院检察署”转送相关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指派执行检察官于三日内依法执行死刑。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法务部”再加审核。如“法务部”重审后仍认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执行检察官应即依法执行死刑。 [24]
　　在过去，“法务部长”对死刑案件的签核只是例行公事，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但是，在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确立后，加之几任“法务部长”均持有废死理想，这一环节就成为阻止死刑执行的主要利器。“法务部长”利用签核权力，一再以审核有无再审理由和非常上诉理由为由，暂停死刑执行。2005年1月，鉴于不少死刑犯陆续提出释宪，“法务部”又将释宪列入暂停执行死刑的事由。 [25] 到2010年年初，全台湾因拖延而未予执行的死囚就多达44名。4月30日被“法务部长”批准执行的4名死囚，只是44名死囚中因释宪声请不合法而被大法官会议驳回者，而其他提出释宪声请的40名死囚何时执行，“法务部”表示“将视大法官后续审理情况，再妥适依法处理。” [26]
二、台湾死刑政策的演变及司法实践中死刑的演变
　　（一）台湾死刑政策的演变
　　1949年5月19日，鉴于在大陆统治败局已定，国民党政府为保住台湾，宣布对台湾实行“戒严令”，一为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为镇压岛内一切反对势力，台湾社会自此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三十多年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两岸关系出现缓和，台湾经济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出现变革迹象，最终于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近一二十年来，随着所谓欧美人道主义观念与人权保障观念的引入，台湾刑罚向轻缓化发展，台湾的死刑政策也向限制死刑乃至废除死刑的方向演进。
　　1990年，台湾“法务部副部长”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打算废除死刑，“只是要等到社会条件和民意赞成这样一个动议。” [27]2000年，随着台湾政党轮替，“政府”有意废除死刑。2001年5月，在民进党执政满一年时，时任“法务部长”陈定南曾“豪气地”公开宣誓，要在三年内完成废死。但到他下台都没能废除死刑，在他担任部长期间还批准了三十余名死刑犯的执行令。 [28]
　　废除死刑政策难以推行，与支持死刑民意高企不下密切相关。鉴于此，台湾“政府”暂时放弃死刑“急废”立场，改为“缓废”，即暂不求从立法上废除死刑，而是在实践中尽量少判死刑，少执行、乃至不执行死刑。2008年5月，国民党在失去政权8年后重新执政，在死刑问题上萧规曹随，继续民进党“缓废”死刑的路子。台湾停止执行死刑的2006年至2009年四年间，就横跨民进党与国民党执政任期。2010年3月10日，“法务部长”王清峰不仅表明了自己不会执行死刑的立场，而且还在任内成立“逐步废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积极推动死刑的逐步废除。
　　随着王清峰的下台，台湾的死刑政策出现微调，且渐渐明朗。2010年4月15日，新任“法务部长”曾勇夫赴“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台湾“死刑政策现状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他表示，“关于死刑议题，包含,死刑执行,及,死刑政策,两个层面。由于,死刑定谳者是否执行,与,死刑刑罚是否废除,，属于不同层面的议题，法务部现采取,分开处理,的立场。,依法行政,为法务部不变的基本立场，经三审判决定谳的死刑案件，法务部定有,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规定死刑案件遇有声请再审、提起非常上诉、声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其程序仍在进行中者，法务部于收受最高法院检察署陈报死刑案件时，亦应注意审核有无前述事由，作为核准死刑执行之依据。若无前述事由及刑事诉讼法第465条所规定停止执行事由，法务部将依法妥适处理。”曾勇夫强调，“死刑的废除有赖社会法治观念的发展及多数民众的共识与支持。台湾现今多数民意仍反对废除死刑，因此台湾现仍不宜废除死刑。法务部将延续逐步废除死刑之既定政策方向，希望以逐步减少使用死刑的方式，配合死刑替代方案之提出及相关配套措施之规划与落实，凝聚民意废除死刑之共识，达成废除死刑的终极目标，而法务部对于死刑之废除并无时间表。目前应优先推动减少死刑使用、强化被害人保护为近程努力目标。” [29]
　　曾勇夫的报告代表了台湾官方的死刑政策立场，即在“死刑定谳者是否执行”与“死刑刑罚是否废除”两个层面之间，暂时搁置后者的推行，而尽量减少对于死刑定谳者的执行，在配套措施推行见效后，实现实践中不执行死刑的第一步目标，夯实废除死刑的基础，再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最终实现从法律上废除死刑的第二步目标。
　　（二）台湾死刑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化
　　随着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的确立，在司法实践中，台湾的死刑判处与死刑执行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由于唯一死刑陆续被废除，法官在判决刑罚时有了选择刑种的余地，台湾司法实务上不任意宣判死刑或不执行死刑的气氛得以营造，刑罚的暴虐之气得以减少。 [30]以下是台湾近十四年来各罪执行死刑的人数分布。表中的数目均不包括经军事审判处决的人数。对于大陆研究者来讲，台湾早年军事审判处决的人数难以取得。最近台湾军方透露，已有多年没有军人被判处死刑，最近十多年来仅在1999年和2001年分别枪决两人与一人，目前军事监狱内没有死刑犯待执行。按照现行法律，目前台湾军事审判一、二审为军法审判，第三审则在“最高法院”进行，依据“军事审判法”规定，以及“审核执行死刑案件注意要点”，军人的死刑执行令由“国防部长”签署发布。 [31]
　　表一：台湾近十四年来执行死刑人数统计表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