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排他的，这是生物的本能。互爱的双方都有一种占有欲和归缩感，不容许有第三者介入。这是中国人的夫妻感情维系和婚姻家庭维护的传统婚姻理念，更是大多数婚姻状况和主流家庭的现实反映。但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西方人的“性自由”对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形成冲击，原有的夫权思想和一夫多妻制恶习与西方“性开放”一拍即合，“包二奶”、重婚、第三者插足等现象遂成蔓延之势，直接威胁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因之，夫妻互相忠诚的一般民间理念，迅速上升为国家立法规定，以巩固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而夫妻忠诚协议这种夫妻间的自愿契约逐步出现，作为约束夫妻双方的有形与无形的力量，试图将夫妻捆绑在一起，以防止夫妻感情上的壁垒出现并力防家庭之解体。本文旨在通过对夫妻忠诚协议之解析，求证其法律效力，为基层法院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提供实务参考。

　　一，夫妻忠诚义务进入婚姻立法的社会意义

　　我国“50婚姻法”和“80婚姻法”均未规定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首次在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条中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所谓夫妻间的忠诚义务，主要是指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于对方，互相尊重人格，不应有婚外性行为，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保持专一。这种互守贞操，保持专一的夫妻间忠诚义务的基本内涵表现为：第一，夫妻忠诚义务基于个体婚姻的本质要求。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和固有的性本能，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基础，性生活则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第二，夫妻忠诚义务是一夫一妻制度的具体表现。一夫一妻制要求人的性要求通过合法婚姻得到满足，任何人与配偶以外之异性发生性关系即是对一夫一妻制之违反。第三，夫妻互相忠诚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因为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与夫妻是否相互忠诚十分相关。第四，夫妻的相互忠诚能保证子女血缘清白，对于防止近亲结婚和避免发生乱伦十分必要，而且多重性关系乃至不洁性生活的后果，将危及配偶及后代，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灾难。[1]

　　基于上列分析，夫妻忠诚义务写入婚姻立法具有以下社会意义：

　　一是，夫妻忠诚义务入法对于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以家庭为细胞，家庭以婚姻为纽带，婚姻以感情为基础，感情以互爱为前提。[2]在我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活单位，家庭平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夫妻忠诚义务入法的根本意义，旨在维护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发挥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作用，以家庭稳保障和促进社会稳。

　　二是，夫妻忠诚义务入法对于维系夫妻感情，约束夫妻性行为，防止婚姻解体有着重要意义。据相关媒体报道，仅2011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5000多个家庭解体，较之于2010年同期增长17.1%，创历史最高记录。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其中大城市的离婚率更是遥遥领先。[3]在笔者看来，婚姻如同“围城”，里面的人想打出去，外面的人想冲进来，于是发生了婚姻保卫战。其实，这样的战争没有赢者，只有灵魂的泄露。中华民族传统保守的婚姻教义抑、观点和道德，没有什么不好。家中有女人，“安”也；家中有男人“宁”也；在家中玩火，“灾也”！夫妻恩爱乃家庭之不朽堡垒，夫妻相互忠诚乃感情之铜墙铁壁。[4]

　　三是，夫妻相互忠诚是社会诚信体系在婚姻结构中的体现和反映。构筑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社会制度的进步的标志，是一个持久的宏大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参与和努力。而夫妻作为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在维护家庭稳定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他（她）们之间不讲诚信，不尽忠实义务，则在这个社会细胞的家庭中无法建立诚信，更无法教育子女讲诚信，如果众多家庭皆无诚信可言，将导致整个社会混乱无序，最终影响整个社会诚信体系之构建。可以认为，作为至爱者的夫妻之间都不能相互忠诚，那么整个社会人与人的交往难有诚信可言。

　　二，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之争与司法之为

　　所谓夫妻忠诚协议，是夫妻基于婚姻法上夫妻忠诚义务之规定，双方自愿签定相互忠诚的契约，约定一方不忠而丧失财产权或支付违约赔偿金的违约惩罚性合同。[5]因夫妻一方不忠而丧失财产所有权或支付对方一定数额的赔偿金的夫妻忠诚协议，自司法介入之后，便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话题。[6]其实，在200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修改婚姻法时，对于夫妻忠实义务应否作为新增内容写进修改决定，一直存在争议。而当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新增内容写入婚姻法之后，面对社会生活中夫妻忠诚协议不断出现之时，法学理论界又始终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主要的对立性观点。肯定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属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并不违法，夫妻忠诚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定的条款，法院应当予以认可；[7]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着积极作用。[8]否定说认为，婚姻关系是人身关系，以爱情为基础，不能通过协议设定，夫妻间应相互忠诚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责任；[9]《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而非“必须”，“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10]

　　上列系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理论之争。但主流观点是认定夫妻忠诚协议之效力，认为此种协议符合《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对《婚姻法》中“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规定的具体化。也正是由于夫妻签订了具体的协议，使得《婚姻法》上原则性的夫妻忠实义务具有了可诉性。[11]而就司法实务的基本走向看，各地法院倾向于认定夫妻忠诚协议有效，且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获得良好统一。案例一：2003年初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令男方因违反“夫妻忠诚协议”赔偿女方30万元，开创了法律作用于婚外性行为的先河之后，不少法院纷纷效仿。[12]该案的裁判理由为：双方约定30万元违约责任的“忠诚协议”，实质上正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是在双方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平等地位下自愿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也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因而当然有效，应受法律保护。[13]案例二：2004年12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女方因男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而支付的“空床费”4200元。[14]该判决认为。女方提出空床费4200元的主张，由于该笔费用是指女方与被告男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不尽陪伴义务，给予一定补偿的费用，名为空床费，实为补偿费。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约定，依法应当予以支持。[15]除上列两例外，还有相关法院关于为挽救婚姻在夫妻忠诚协议中写明“如果离婚8套房屋算妻子个人财产”予以司法确认的，有依据夫妻忠诚协议判令男方支付女方精神损害赔偿金101万元的。[16]当然，也有法院对夫妻忠诚协议作否定表示不予认可，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但比较少见，总的趋势和走向是积极认同协议效力。

　　三，夫妻忠诚协议司法取舍之利弊分析

　　如上所述，在对待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上，理论界出现肯定论与否定说两大主要争点，而实务界也出现认定效力和否定效力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法，但《婚姻法》及最高法院发布的贯彻执行婚姻法的三个司法解释均未涉及，这就导致理论上的争议越趋激烈，而实务界的操作仍不统一。在笔者看来，最高法院的相关业务部门的态度是明确的，倾向于应当认定，全国大多数法院的司法判决表明应当认定的倾向明显。因此，一方面，最高审判机关应加强业务导向指引，并应注重总结司法审判经验，在比较成熟之时作出司法解释进行统一。另一方面，各地法院应注重信息交流，加强请示报告，为司法解释的出台积累审判经验。就具体个案来说，笔者倾向于应当认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这是因为，认定利大于弊，且具明显的意义优势；

　　第一，认定夫妻忠诚协议，合于夫妻忠诚义务之立法本意。夫妻忠诚协议源自于《婚姻法》总则的规定，夫妻之间的忠诚常识上升为婚姻立法的忠诚义务。因此，夫妻间签订忠诚协议，正是夫妻间法定的忠诚义务的具体体现，本质上契合于我国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如果否认这种协议效力，在裁判理由上很难对《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忠诚义务”的法律规定作出正面阐释，也与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相悖。

　　第二，认定夫妻忠诚协议，合于婚姻的本质属性。中国人的“易得者田地，难得者兄弟，至亲者爹娘，至爱者夫妻”的传统亲情观念世代相传，而且夫妻之结合属于人世间男女异性的至爱结合，这种至爱表明最为信得过的异性以终身相许，主体的自愿性深刻反映了婚姻的契约性。正是为了保证这种自愿结合的终身相许，使之长久不变，初衷不改，于是夫妻间自愿协商签订忠诚协议，约束双方行为，违约必惩，守约获赔。这种自律性协议，按照民商审判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人民法院没理由不承认其效力。

　　第三，认定夫妻忠诚协议，是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家庭纠纷的现实需要。我国从“50婚姻法”到“80婚姻法”这个30年的社会大跨度中，中国婚姻家庭的保守型状态，使我国婚姻家庭在这一历史时期相当稳定和谐，即使局势动荡多变，比如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及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时期的痛苦经历，患难见真情，夫妻和睦，家庭稳定，在建国60多年中离婚率最低，成为我国婚姻家庭稳定和谐的“黄金时期”。但从“80婚姻法”到2001年修改婚姻法的20年中情况发生变化，全国离婚率逐年增高，而婚外性行为打破了原有平衡，移情别恋促进了婚姻解体。认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就是兑现夫妻约定的违约赔偿责任，慰藉守约方，惩罚违约方，如果否定忠诚协议，岂不黑白不分，助纣为虐吗！

　　当然，笔者认为在总体走向上承认忠诚协议效力，并不必然排除某些个案中约定违法之效力。比如夫妻忠诚协议约定不许离婚，终身厮守等限制婚姻自由等权利的协议，自然不在承认之列。只要不属于限制婚姻自由（包括离婚自由）等正当权利，不剥夺夫妻间法律允许的权利行使，其协议效力应予认定，以最大限度地慰藉遵守约定的一方，制裁违反约定的一方，是非分明，张扬正义，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参考文献：

[1] 参见同心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婚姻法新释与例解》第56-57页

[2] 王维永：《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妇女维权工作》，2005年11月5日在奉节县妇女干部培训会上的讲话

[3] 参见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6日《中国式离婚：期待下一站的幸福》（人民法院报记者梅贤明、通讯员构建玲）

[4] 王维永：《现代婚姻保卫战中的“感情壁垒》，重庆法院网Cqfy•chinacourtorg，2011年10月12日访问

[5] 吴晓芳：《婚姻家庭纠纷审理热点、难点问答》，载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专辑》第55页（第十六问答）

[6] 何晓航、何志：《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思考》，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3期第54页

[7] 李明瞬：《好女权益法律保障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8] 同注释[5]

　　　　　　　　　　　　　　　　　　　谈公证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

公证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公证机构的证明在法律上有特定的效力，这是其他机关的证明所不具备的。公证机构的证明活动，是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一种非诉讼活动，其活动宗旨是预防纠纷的发生，为解决纠纷提供可靠的证据。根据《公证暂行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公证制度的目的和任务是：保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促进国际民事、经济交往顺利进行，保护公民、组织、海外侨胞和外国人的合法权益；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我国的公证制度从80年代恢复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公证处的数量也发展到了3000多家，20多年来，公证制度在促进改革开放，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保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公证制度在我国的婚姻家庭领域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婚姻法修订之后，公证制度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下面笔者试从公证制度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公证制度目前存在的缺陷和公证制度将来的作用三方面来谈一谈公证制度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

一、 公证制度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
公证制度的发展之初，大部分的公证多为家庭中的公证事项，比如遗嘱公证、继承公证等，这些公证为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减少纠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公证制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证制度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并且随着涉外公证业务的拓展，国内公证在公证业务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减少，但她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目前在婚姻家庭中涉及的公证主要包括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继承公证、遗嘱公证等，这些公证有效的避免了日后产生纠纷的可能性，维护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尤其是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财产可以进行约定，遗嘱中可以明确规定财产归夫妻间的哪一方所有等条款，为公证增加公信力和确定力提供了相对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同时第十八条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较之于旧的婚姻法，更加明确夫妻财产的专署性和可约定性，而旧的婚姻法只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双方共有。这样无论是遗嘱或者夫妻财产约定后，在经过公证机关的公证后，对双方的约束力会大大增强，更能有效的避免纠纷和增进家庭的和睦。
1、遗嘱公证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纠纷，明确财产的所有权。
曾经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几经辗转，亲自来到公证处，想了解遗产继承公证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热情的接待了她，原来，她的丈夫已经去世，所生的几个子女都已成家。她自己拥有一座三居室的产权。随着身体的日渐衰老，她内心深处的一些担忧也越来越强烈。她说，虽说现在几个孩子的婚姻家庭生活都挺美满和谐，但现实社会复杂，现在社会上的离婚率又在增高。她担心自己死后，万一儿女婚姻遇到挫折，离婚时她给子女留下的房产岂不也得让对方分走一半。她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她的遗产只留给自己的孩子一人所有，而不会成为子女夫妻的共同财产。
我告诉这位老婆婆，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她可以采用遗嘱的方式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实现她的这一想法。并且公证遗嘱的效力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对保证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保护她和她孩子的合法权益，都非常重要。
国家确定遗嘱继承制度，是为了使公民能够充分行使对其个人财产的所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处分遗产，选择自己忠实可靠的遗产继承人。因此，只要老婆婆生前立下遗嘱，明确将其房产遗留给其女儿继承，他人均无权干涉，对此事就不必放心不下了。也能更好的减少将来可能发生的不必要的纠纷。
２、婚前财产公证可以更好的处理目前新婚和再婚者之间的财产关系，减少家庭矛盾。目前逐渐增多的婚前财产公证也是有效避免纠纷，减少诉讼的手段之一。婚姻是人类感情发展的高级形式，婚前财产公证则体现了现代人对婚姻生活的高度理性。婚前财产公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金钱、财产为筹码的功利性婚姻，而且是解决今后婚姻、财产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一定程度上说，婚姻财产公证是对夫妻双方感情真实性的考验。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为经济问题闹矛盾、法庭上离婚双方为争财产不依不饶的事情屡见不鲜，为了避免日后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缠，选择婚前财产公证是一些人不得已而采取的方式。过去夫妻间不管感情是否破裂都得凑合过一辈子，大多是由于经济条件、社会压力等客观因素而表现出的一种无奈。如今人们更加追求高质量的婚姻生活，夫妻感情不合就可能提出离婚，还能通过公证为自己的婚前财产上一道保险。可以说，婚前财产公证表明了人们能够越来越理智地对待婚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无疑是新时代婚姻观念的进步。
如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４０岁的李女士，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决定成婚，但张先生的子女因为害怕这位女士带走父亲的房产，坚决不同意父亲的婚事，通情达理的李女士知道后，便和张先生一起来到公证处办理了婚前财产公证，通过公证人员的公证，明确了张先生的房产归他的子女所有，打消了张先生子女的顾虑，最后两个人喜接连理。类似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这也充分说明了婚前财产公证在维护家庭稳定，促进婚姻和谐方面起到的作用。
二、 婚姻家庭公证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公证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国家证明机关发展到现在的市场中介组织，公证体制上产生了变化，但担负国家证明的职能没有变，国家证明机构的性质也没有变。在婚姻家庭类的公证中，虽然经过公证的各种遗嘱、继承公证和婚前财产公证很少发生纠纷，并且有效的预防了纠纷，但实践当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较集中的包括以下几点：
1、遗嘱人的行为能力如何认定。目前来做遗嘱的多为体弱多病或年岁较大的老年人，还有一些瘫痪在床的病人，但无论是民事法律法规还是司法部的规范性文件中，都没有如何确定遗嘱人行为能力的认定标准和方式，只是规定神志清醒，具有行为能力，但在有些情况下，公证人员根本无法判断老人是否神志清醒，或者无法了解老人的遗嘱是否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尤其是临终前的老人，多为他的某个子女来公证处要求到医院做遗嘱公证，而公证的内容大多是老人将遗产留给病床前的子女即申请公证的子女，而此时公证书的公证性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老人的其他子女可能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在老人临终前来到病床前伺候老人，但病前或日常生活中可能给予了老人更多的关心与照顾，此时老人可能已记不起这些事情，所以这种情况下出据的公证书很有可能不是最公证的结果。
曾经有一个案例，一位老人有三个孩子，平时老二对父亲特别好，老大和老三对老人都不太好，所以老人在很早就办了个遗嘱公证，将自己的房产给了自己的二儿子，但后来二儿子调到了外地工作，照顾老人少了，在老人临终前，大儿子正好在病床前伺候他，并且此时大儿子又跑前跑后，要求父亲做个遗嘱，老人见他辛苦，也就同意将房产给了大儿子，但因为没有人和他提起二儿子，他也在当时忽略了，后来在老人去世后，两个孩子因为房产问题产生了纠纷，因为公证遗嘱后一个的效力高于前一个的原因，二儿子没有得到房产。在这个公证过程中，老人的神志在公证时是清醒的，但因为公证的程序并不严谨，公证人员也没有询问老人其他孩子的情况，使得应该属于二儿子的房产（至少应该有他的），全部给了老人的大儿子。
2、遗嘱公证申请人的确定存在缺陷。在遗嘱公证中，几乎每一个申请表中的申请人均为遗嘱人本人，但实践操作中却不尽然，并且也不可能，如前所述，有些遗嘱人是在病榻上立的遗嘱，本人连病床都不能起，怎么可能跑到公证处来申请办理公证？而公证员却要求每一个申请表都如是填写，实际上很多此类情况都是遗嘱人的子女要求办理的公证，但子女作为受益人又不可能申请公证，便出现了很多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代办公证的业务，老人的子女到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聘请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去公证处以老人的名义申请办理公证，但实际上确是某一个子女在要求办理公证，此种公证书的公证性也不得而知。
3、继承公证中对弃权人审查不细，出现问题较多。在很多的继承公证中，对于放弃继承权的人只要求弃权人本人签字，没有任何其他凭证，很容易产生纠纷，尤其是近年来房产的升值，以前曾经放弃权利的人可能会因为公证书的不严谨，然后反悔自己曾经的签字和弃权的事实，使得公证处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尤其是当事人拒绝承认自己曾经到过公证处签字放弃继承权，而因为以前的公证书出具时的不严谨，甚至有的公证书在成具时不要求弃权人亲自到场，使得目前公证处此类公证的申诉较多，并且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4、自书遗嘱继承的效力如何认定。很多公证当事人拿着一份没有任何证明的遗嘱到公证处要求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因为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在没有公证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自书遗嘱也是一种有效的遗嘱方式，但因为没有对自书遗嘱效力认定方面如何认定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于此类公证全凭公证人员自身的判断和认定，难免会出现偏差，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公证人员在办理此类公证时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办理，但当事人拿着遗嘱人的自书遗嘱到公证处来办理公证，没有充足的理由又不能拒绝办理公证，导致此类纠纷的增多。
如一位当事人到公证处办理遗嘱继承公证，他只有一份被继承人的自书遗嘱，公证人员根据这份自书遗嘱和派出所的证明便出具了公证书，可时间不长被继承人的子女便要求撤销公证书，他们的理由便是自书遗嘱并非自己的父亲书写，而且提出了相应的证据，同样给公证书的效力和公证处的公证证明性质提出了质疑。

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原 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　　杨振波　84217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