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审法官对民事案由的更改权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案件，在诉讼法理论上又称为“诉”，区分诉与诉的关键在于诉的标的，即法律关系，说到底即案由。同样的事实，换一个案由，就会变成另一个案件，对同一案件中的多个事实，实务中也往往以“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对部分事实不予审查，故二审法官若更改案由，则可能使上诉案件变成另一案件，变二审为一审，剥夺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权，违反两审终审制。

关键词：

案由、处分原则、不告不理、上诉权、两审终审制

引言：

笔者近日遇到一个案件：上诉人（一审原告）起诉的事实包括四个块：1、建设工程勘察合同（有书面合同），价款7万元；2、合同之外的勘察内容，价款11万余元；3、从案外人处转让来的债权，该部分属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有书面合同），价款10万元；4、安全专篇2万元，属垫付款的性质；四块中的内容均在同一张结算单上予以结算。一审以“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为案由立案，并以“债权转让部分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对债权转让部分不予审查。二审中，关于本案的案由引发了合议庭的争议：观点一，应定债权纠纷，因为已经进行了结算；观点二，定债权纠纷不当，因为结算只是合同履行的一个步骤，故应定三级案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或二级案由“合同纠纷”；观点三，不能更改案由，因为债权转让部分一审“不予审查”，意味着一审未进行实体审理，二审若更改案由纳入审理范围，则将使之由二审变成一审，判决成终审判决，剥夺双方对这一块的上诉权。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案由的重要性和选择案由的必要性

案由是案件的灵魂，是法律关系的浓缩，是适用法律的坐标，是龙之眼，在案件处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案由选择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说立案是每一个案件必经的第一步程序，那么案由选择就是立案的核心程序，是法院划分案件类型的基础和依据。案由的重要性决定选择案由的必要性，其理由主要有：

（一）纠纷的复杂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同一人在同一件事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从而产生责任的竟合。最简单、最常见的，就是乘坐客运车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或致死，根据受害者主张的权利内容不同和主张对象的不同，可能引发与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之诉、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自行投保）之诉、与对方肇事车辆或乘坐车辆之间的侵权之诉，如果所乘坐的车辆是（租）借用的、挂靠于某公司的、盗抢的，对方车辆如果投保了交强险，再加上受害者经治疗无效已经死亡且有多个继承人，法律关系就更复杂了。在这种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纠缠不清的法律关系中，案由，就成为我们抽丝剥茧的最有利武器。

（二）审理案件的时效性、便捷性和经济性要求必须对案由进行选择和确定。法官不是万能的，案件是有审限的，“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要求我们注重办案效率，打官司是需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审理案件必须认准方向，目标明确，围绕中心、抓住重点，不能头发胡子一把抓，为将纷繁复杂的纠纷化繁为简，进行单元细分，案由应运而生，故案由无疑是这一切的基础，案由选择错误，将导致我们犯方向性错误，南辕北辙、事倍功半。

二、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方式（一审）

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一般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由法院立案庭的法官选择确定。这也是实务中最常见、最普遍的做法。这样做的事由和依据是，案由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哪怕是作为基层法院法官的我们，都不可能全部记得，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去翻书、查找、确定，对当事人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律知识欠缺，只知道有纠纷，不知道有案由，由立案庭法官帮助确定案由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当事人自行选择确定。随着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律师和司法工作者的涌现，当事人具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案由的能力。笔者在东莞市第三法院工作时，就曾遇到过交通事故致死的家属坚持提起运输合同之诉的案件。

（三）由审判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确定案由。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中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

上述几种案由确定方式，在司法实务中常常会发生冲突：

（一）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间的冲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三、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3、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之规定，法院立案时基本已按照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案由立案。故这种冲突已基本解决。

（二）第一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由前所述，这种冲突仍然适用“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之规定处理。

（三）第二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这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从笔者前面引用的最高院2011年通知看，一方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即肯定当事人有自主选择案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允许“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究竟如何做，颇有争议。

笔者认为，我国的审判理念，长期受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强调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十几年前，甚至调查证据的任务都是由法官完成，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才更改为由当事人自行收集、提交证据。但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我国的法官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被动居中裁判，这使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未得到根本改变，所以才有了允许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更改案由的规定。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

1、在当事人无能力自行选择案由的情况下，是可行的，因为其案由本身也是由法官（立案庭）确定的，这种更改从性质上说属于法院内部意见的更改，不涉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问题；同时，也是应当的，因为这体现了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即立案庭法官判断错了，审判法官应予以纠正；而且，这种做法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

2、当原告有律师代理诉讼时，当原告坚持按其自行选择的案由进行诉讼时，这种更改就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了。因为我民诉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法律中最直接、最明确的规定。故笔者认为，这种情形下，特别是经法官当庭询问和释明，原告仍拒绝变更案由，法官就无权再更改案由，这是对当事人最基本的尊重。因为这种更改和前面一种更改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纠正的不再是法院工作人员的错误，而是所谓的当事人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只有当事人自身也认识到并同意，法院方得更改。并且，原告都主张只起诉所诉的案由部分的纠纷了，我们更改案由，岂不是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故这也是不告不理原则的要求。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渔业管理条例


（2003年10月30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03年10月30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维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和水产品质量安全，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和管理的毗邻海域内，从事渔业生产及与渔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从事远洋渔业生产或者到周边国家协定水域从事渔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的渔业工作。有农业的区和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其中沿海区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海洋两米等深线以内非机动渔船、定置网具的渔业生产作业和浅海、滩涂的增殖、养殖。

海洋、海事、公安、畜牧、水利、工商、卫生、环保、质检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渔业生产的发展。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帮助渔业生产者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提供科技、信息和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第二章 养殖生产与水产品质量安全

第五条 市和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和本市渔业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区水域、滩涂、荒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和资源状况、养殖容量，制订养殖发展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区、县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

集体所有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承包人依据承包合同向所在区、县人民政府领取养殖证。

利用跨区、县行政区域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须向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对符合规定的，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市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

养殖证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核发。对不予核发的，应当书面答复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七条 核发养殖证应当符合水域、滩涂养殖规划和区域养殖规划，对危害水域环境的养殖品种和生产方式不得核发养殖证。禁止在港口水域内从事养殖生产。

第八条 依法取得养殖证的水域、滩涂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禁止偷捕、哄抢他人养殖的水产品，禁止破坏他人的养殖水体和养殖设施。

第九条 从事养殖生产应当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合理投饵、施肥、使用药物，不得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渔用饵料、饲料、饲料添加剂，不得利用污水进行养殖生产，不得污染水域环境。

第十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组织有关单位选育、培育、引进、推广水产优良新品种；鼓励和支持因地制宜采用先进的、科学的养殖方式从事养殖生产。

第十一条 生产水产苗种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发给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后准予生产。但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对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

水产苗种在出售、投放前必须经过检验、检疫。出售水产苗种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质量标准。

禁止向养殖水域和自然水域投放有害的水生动植物苗种。

第十二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有关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组织实施对水生动物及其产品实施防疫、检疫工作；并加强对养殖生产的技术指导，定期进行病原监测和调查，发现重大疫情及时向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通报有关部门。

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疫情流行情况调查、测报等工作。

水生动物及其产品运输、销售前必须进行产地检疫，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

第十三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产品质量检验、监督工作，推行产品认证和产地标识制度，并定期公布水产品质量的检验情况。

禁止生产、出售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水产品。

第三章 捕捞生产与管理

第十四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渔业捕捞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船舶登记地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捕捞许可证。

具备下列条件，方可发给捕捞许可证：

（一）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二）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从事远洋渔业生产或者到周边国家协定水域从事渔业生产的，应当向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后，转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近海机动渔船的捕捞许可证，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发放。近海非机动渔船和内陆水域渔船的捕捞许可证由所在地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放。

第十七条 对地方性渔业资源的保护品种和捕捞限额，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发放专项捕捞许可证。

第十八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和捕捞限额指标的分配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分配方法和分配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第十九条 不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条件的，不得从事渔业船舶制造、维修。

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必须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并取得检验证书和产品认可证书。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及有关规范、规定进行检验。

第二十条 渔业船舶取得检验证书后，渔业船舶所有人应当向居住地或者经营地渔港监督机构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确定船籍港。

第二十一条 进出渔港的船舶应当向渔港监督机构申请办理进出港签证手续。渔港内的船舶必须服从渔港监督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渔业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应当随船携带，接受检查。

渔业船舶租赁、抵押，应当向渔港监督机构办理登记。

第二十三条 在渔港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外，应当经渔港监督机构批准并发布航行通告后，方可施工。

第二十四条 围垦渔港水域内的浅水、滩涂或者改变渔港性质、设施、用途的，必须经市渔港监督机构审核同意后，方可按照规定报批。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地方性渔业资源的保护。地方性渔业资源的保护品种目录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

地方性渔业资源的增殖、放流，由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洄游性渔业资源和跨区、县管辖水域的增殖、放流，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二十六条 禁止非法捕捞鲈鱼等重点保护对象和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

因养殖、科研等需要，捕捞重点保护对象和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苗种或者禁捕的怀卵亲体的，必须经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领取专项捕捞许可证，并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内限额捕捞。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鱼、虾、蟹、贝的重要产区直接引水、用水的，必须避开幼苗的密集期、密集区，或者设置网栅等保护措施。

第二十八条 在鱼、虾、蟹洄游通道建闸、筑坝，影响渔业资源的，建设单位应当建造过鱼设施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重要渔业水域。重要渔业水域的保护范围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列入保护范围内的重要渔业水域，不得围垦、占用。因特殊情况确需围垦、占用的，必须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交纳新渔塘开发建设费。新渔塘开发建设费征收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五章 渔业环境保护及水生野生动植物管理

第三十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渔业水域倾倒污染物或者超标排污。

禁止养殖生产者将病害高发期或者发生疫情时的养殖用水向公共水域排放。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渔业水域的水质进行监控、监管。

第三十一条 进行水下爆破、勘探、施工作业，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作业单位应当事先同有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并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对渔业资源的损害；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经取得国家资格认定的渔业环境监测机构评估后，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赔偿。

卫生防病部门因防疫需要向渔业水域投放药物时，应当事先征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通知养殖生产者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对渔业资源的损害和养殖生产的危害。

第三十二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生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管理。

本市重点保护的地方水生野生动植物名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

第三十三条 禁止非法捕捉、杀害、伤害、出售、收购、加工、运输、携带、藏匿国家和本市地方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禁止非法生产含有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植物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的水生野生动植物成份的中成药、保健品、食品。

第三十四条 医院、药店、饮食服务业等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经营利用人工繁殖水生野生动植物子代及其产品的，必须依照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经营利用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擅自捕捞、收购重点保护对象和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的，没收其苗种、怀卵亲体及违法所得，并可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在鱼、虾、蟹、贝的重要产区直接引水、用水，未采取避开幼苗密集区、密集期或者未设置网栅等保护措施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擅自占用列入保护范围内的重要渔业水域，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原状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非法捕杀、伤害、出售、运输、携带或者以其它方式经营利用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由工商管理部门或者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可处相当于实物价值十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养殖生产者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饵料、饲料或者违反国家规定使用渔用药物的，责令改正，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非法出售水产苗种和出售、投放未经检验、检疫的水产苗种的，责令立即停止出售和投放，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一条 未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非法运输、销售水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对未售出的水生动物及其产品依法进行补检和处理。

第四十二条 使用未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检验的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的或者使用经检验不合格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办理渔业船舶登记的，责令渔业船舶所有人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未随船携带船舶证书、船员证书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未经批准，在渔港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责令停止作业、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警告，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依法采取暂时扣押渔业船舶措施时，在处罚决定执行前，违规渔船船长应履行船长职责，配合渔业行政执法机构采取强制措施。拒不履行船长职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未作规定，但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作出规定的行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决定，但法律、法规已对处罚机关作出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九条 执法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所称渔业船舶，是指从事渔业生产的船舶和为渔业生产提供服务的渔业辅助船舶及休闲渔业船舶，但从事国际航运的渔业辅助船舶除外。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水产品，是指海水或者淡水的鱼类、甲壳类、藻类、软体动物等水生动植物的鲜活、冷冻冷藏、分拣等产品。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1989年6月21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