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洗钱罪

刘成江


一、洗钱的含义及其危害
　　洗钱，其最初的含义与犯罪活动并无任何关系。但是，“洗钱”一词的含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某些与犯罪有关的新现象的出现，“洗钱”一词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本世纪50、60年代以来，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日益猖獗，由于来自犯罪活动的大量非法收益容易引起警方和税务官员的注意，所以需要通过洗钱技术来隐藏这些非法收益，或者将其混入合法收入中，使之呈现出合法的可消费形式，以便割断它与犯罪的联系，逃避追查并享受犯罪成果。实质上，这种行为是为了把犯罪行为获取的赃款黑钱所具有的非法性这一“污点”清洗掉，使之变成像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的“干净钱”，从而达到逃避法律惩治的目的，这便是现代意义上的洗钱。
现在，洗钱已发展成为一个有着高额利润的、复杂的犯罪领域，并成为国际一大公害。洗钱行为不但能够掩饰犯罪分子的罪行，使其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且由于洗钱一般是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还将严重妨碍金融机构的正常活动，为使犯罪合法化，就必须去拉拢政府官员和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以他们作为保护伞，从中起着庇护和掩饰的作用，成为腐败的温床。更甚至于，它是其它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的润滑剂，是其不可或缺的“生命线”。如果没有洗钱技术的帮助，犯罪分子无法享受其巨额的非法收益的话，那么犯罪规模就会比现在小得多，而且远不及现在的犯罪实施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二、洗钱犯罪的特征
　　洗钱罪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有必要从犯罪学的意义上探讨其与其它犯罪的显著差别，从而概括出其特征。这样有利于刑事立法上对洗钱罪的认定。洗钱犯罪从产生到现在已发展了数十年，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洗钱罪呈一出有别于其他犯罪的特征：
　　（一）缺乏可识别的受害者。洗钱犯罪不同于一般的街头犯罪，犯罪结果或犯罪危害能为人直观感知。洗钱犯罪没有可识别的受害者，其行为本身也没有引人注目的可谴性，所以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般说来，警方想要直接发现犯罪的发生是很困难的，只能依靠间接的申报材料或者一些其它的数据分析。即使这样，发现的犯罪数同实际犯罪数之比也是很低的。
　　（二）复杂性。洗钱的手段众多，几乎银行提供的所有服务都可能被洗钱者利用。另外，一项洗钱阴谋可以使黑钱在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之前，通过众多的国内外的商业公司和金融机构。洗钱阴谋是如此的复杂，有时甚至于参与其中的专业人士，如银行家、律师、会计都无法察觉。下面是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1989年查获的每月洗钱数额达2500万美元的洗钱团伙，该团伙的复杂洗钱过程如下：1.毒贩用箱子和袋子装好贩毒赃款运往纽约、休期顿和洛杉矶的“屏幕珠宝店”2.在哈里伍德、佛罗里达、罗纳尔、瑞芳英，炼金商开办“屏幕金店”并假装和洛杉矶珠宝商做买卖，以制造一个表面上合法的商业经营假象。3.将现金装入卡车，运到洛杉矶市区的珠宝批发处。4.洛杉矶的珠宝商将钱存入银行，利用伪造的交易证明用以解释巨额现金的来源，这样就躲过了现金申报。5.洛杉矶珠宝商随后以电汇的方式将赃款转移到纽约，又通过电汇转移到乌拉圭的蒙得维亚。6.在蒙得维亚，掩护毒赃的货币兑换者又把钱转移到哥伦比亚麦德林?卡特尔的帐户上。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洗钱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转移上。
　　（三）专业性。当今，洗钱已发展成为高度复杂的、国际性的专门行业。由于洗钱要涉及国内外复杂的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绝非一般的犯罪分子可做到，唯有熟悉国内外金融法律制度的专业人士才能胜任，所以犯罪分子愿意支付高额费用以换取专业人士的服务，而一些律师、金融机构人员、投资专家等为谋取暴利也愿意为犯罪分子提供洗钱服务。
　　（四）国际性。由于不同国家在洗钱的管制和制裁上存在差异，有的非常严格，如美国，它在金融方面有一套严格的反洗钱申报制度，而且对洗钱犯罪的刑事处罚非常严厉，最高刑可监禁二十年；而有的国家根本没把洗钱活动犯罪化，更有甚者，还存在有利于洗钱的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这些国家被认为是洗钱的天堂。洗钱集团可以把黑钱转移到这种管制不严或没有管制的洗钱天堂进行清洗。另外，为了逃避司法官员的追查和罚没，洗钱者一般都利用各国主权管辖范围的限制，将黑钱在数个国家之间转移，给立案追查设置障碍。当今，由于各国法律规定的不同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跨国间的反洗钱协作非常困难。另外，洗钱的国际性不仅仅指洗钱犯罪涉及的地域范围非常广泛，还包括犯罪技术的国际化。先进的犯罪手段会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所以，建立国际间的反洗钱协作，是反洗钱对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五）资金的密集性。犯罪集团获取的犯罪收益，大部分为现金，尤其是毒品交易几乎百分之百采用现金交易。因为，现金利于伪装，也不容易留下交易痕迹。在金融市场与信用制度较发达的国家，其使用现金密集程度较底，如英国、法国等。其现金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4%左右。而对于金融市场与信用制度不发达的国家，如中南美、东南亚等国家，其现金密集性高过20%以上。这种国家很容易成为黑钱的集中地。如果一个地区的现金密集性在某个期间突然升高，很有可能是洗钱活动正在进行。下面是美国的一个例子。美国政府通过联邦储备局在各地的分行，了解当地金融机构现金盈余情况，以察觉有无洗钱活动存在。1985年联邦储备局迈阿密分行公布了当地有现金60亿的盈余后，连续几年，在联邦政府严密地调查南佛罗里达银行的营运状况下，1988年后迈阿密的现金盈余大幅度滑落至45亿美元。于此同时，由于洗钱活动转移的结果，洛杉矶的现金盈余从1985年的1.66亿爆增至1988年的3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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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洗钱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所谓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通过提供资金帐户等各种方法掩饰、隐瞒其非法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其构成特征如下：
　　（一）洗钱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的客体。其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即主要是破坏了金融活动管理的正常秩序。同时，还侵犯社会管理秩序，妨碍正常的司法活动。因为洗钱罪往往与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多联系在一起，洗钱活动的成功无疑会促进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的膨胀和发展。为了获取更多的非法利益，犯罪分子会不择手段地进行抢劫、盗窃、贩毒等犯罪活动，自然会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况且，洗钱行为本身是为了掩饰、隐瞒犯罪收益的不法来源和性质，要达到这种目的，犯罪者必然会千方百计地设置重重障碍，采取各种反侦查手段阻止、破坏司法机关的查寻，不遗余力地对犯罪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进行掩饰、隐瞒，从而给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带来了种种困难。可见，洗钱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多样的。
　　（二）洗钱罪的客观方面。从行为的手段上看，洗钱行为表现为采取提供资金帐户的各种方法，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1.必须有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应当注意，这里掩饰、隐瞒的只能是犯罪行为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来源和性质；2.掩饰隐瞒的必须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来源和性质。3.必须是采取了提供资金帐户等各种方法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我国刑法具体列举了五种掩饰隐瞒上述三种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方式：a.提供资金帐户的；b.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c.通过转帐或者其它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d.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e.以共它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
从行为的表现形式上看，洗钱行为表现为作为还是不作为，各国规定并不相同。多数国家的反洗钱立法仅仅针对故意掩盖犯罪的非法所得并将其投入合法流通之中的作为行为规定刑事责任；也有的国家反洗钱立法同时规定不作为行为也构成洗钱罪。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由有关法律明文加以规定，对于超过一定数额的现金交易和有洗钱嫌疑人的金融交易，金融机构必须及时向主管机关报告，在不履行这种报告义务时，金融机构的有关职员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至于其主观罪过如何，洗钱后果是否发生在所不论。这种规定显然把不作为也纳入洗钱罪的行为表现形式之列。
　　我国刑法规定，成立洗钱罪必须是采取了掩饰隐瞒犯罪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非法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并没有特别规定履行某种特定义务，应当说，这是作为的表现形式。但笔者认为，并非不作为在作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构成洗钱罪。随着我国反洗钱立法的不断完善和金融体制的逐步加强，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将对反洗钱工作承担更多的义务，如果没有履行这种义务，那么有关人员将承担因不作为所实施的洗钱犯罪的刑事责任。洗钱罪的危害行为表现形式虽然以作为为必要，但并非排除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会有不作为构成。
　　（三）洗钱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也可以由单位构成，自然人主体要求必须是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四）洗钱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其犯罪目的是为了掩饰、隐瞒犯罪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所以，严格地说，洗钱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即明知是毒品，走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和收益而故意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
四．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及其范围
　　（一）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如前所述，犯罪分子通过贩毒、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途径获取非法收益后，一般并不会明目张胆地投入使用。因为这样容易引起司法机关的注意而被绳之以法。所以他们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极力掩盖从事贩毒、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非法所得的钱财的性质和来源，从而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犯罪分子在实施贩毒、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并获取非法收益后，接下的便是考虑如何掩盖这些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的问题。实施犯罪并获取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两个过程是前后相连、密切衔接的。没有前者犯罪获得的不法收益，洗钱行为就是无掩饰、隐瞒的对象，也就不可能实施洗钱犯罪。二者是一前一后，是种“上游”与“下游”的关系。因此，有的学者把洗钱犯罪称为下游犯罪，而把获取洗钱犯罪所要“清洗”的赃款黑钱的贩毒、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称为上游犯罪。
　　2．对于哪此犯罪应纳入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之列，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只将其限定为毒品犯罪，即贩毒罪，如泰国；有的将其规定为某些严重犯罪，如瑞士，印度尼西亚；有的国家则把所有犯罪，包括一些经济违法行为也纳入其中，如菲律宾、俄罗斯。我国刑法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规定仅限于三种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走私犯罪。这是意味着构成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洗钱罪，只有对上述三种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非法来源和性质进行了掩饰、隐瞒方可。问题在于，对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范围进行界定则并非易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黑社会组织盗窃、抢劫、敲诈勒索来的非法所得能否属于本罪的非法所得？如果属于本罪的非法所得，则洗钱罪所涉及的范围就比较宽了。”
　　笔者认为，判断盗窃、抢劫、敲诈勒索非法所得能否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必须理解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所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指有组织结构、有名称、帮主、帮规，在一定区域、行业场所所进行危害社会秩序的非法团体。以这种非法犯罪团体的形式出现实施犯罪行为，不管其采取的是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何种方式均构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显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与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行为方式并不排斥。所以，只要是通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获取的收益，无论是以盗窃、抢劫、敲诈勒索哪种方式出现的，对其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进行了掩饰、隐瞒的，都构成洗钱罪，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以个人或一般犯罪集团的身份实施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并取得不法收益，而不是以黑社会性质组织出现实施上述犯罪，即掩饰隐瞒了这种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也不能构成洗钱罪。
（二）洗钱罪的犯罪形态
　　洗钱犯罪到底是举动犯还是结果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正确分析洗钱罪成立既遂所应具备的条件。举动犯是指行为人一经实施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即告既遂的犯罪行为。行为犯是指行为人着手实施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并达一定程度时即成立既遂的犯罪。举动犯与行为犯成立既遂必须以某种法定的危害结果必须发生，而结果犯则是指成立犯罪既遂必须以某种法定的危害的结果作为前提条件的犯罪，法定的危害结果的产生是成立结果犯的一个先决条件。在洗钱犯罪中，成立犯罪既遂，必须是行为人采取了法定的五种方法，实施了掩饰，隐瞒三种特定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被掩饰，隐瞒的结果，在所不问。也就是说，对于洗钱罪而言，发生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被掩饰，隐瞒的危害结果并不是其成立既遂的先决条件，只要行为人实施犯罪实行行为达到一定程度就够了。当然，行为人刚一实施犯罪实行行为，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也不能成立洗钱罪的既遂，只是以未遂论。例如，行为人以提供资金帐户的方法为他人洗钱，不料在银行存赃款的当时便被发现并抓获，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已有着手实施洗钱罪的行为还没有结束。因而就只能成立犯罪未遂，不能以犯罪既遂论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洗钱罪既不是举动犯，也不是结果犯，而是行为犯。
（三）关于洗钱罪没收违法收入的范围
　　在惩治洗钱罪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规定了没收违法收入，我国刑法也不例外，新刑法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这一处罚方法，即凡是洗钱罪所“清洗”的毒品犯罪，均予以没收。这就涉及到洗钱罪所没收的违法收入的范围问题。其实，界定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不难，关键在于，如果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被犯罪分子融入正常的商业活动中为他人所得，而他人取得收益时主观上并不知道并且没有责任和理由知道是犯罪收益，此时，对他人在正常商业活动中取得的上述犯罪收益是不是予以没收呢？亦即洗钱罪中没收违法收入的范围是否包括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收入。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对待：
　　1．如果善意第三人取得财物时是无偿的，应当予以没收。对于善意第三人取得财物时是否没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管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还是无偿的取得财物，均没有返还的义务，所有人无权向善意第三人请求返还原物：另一种意见认为，所有人可以向无偿取得的善意第三人请求返还。笔者认为，对于善意第三人无偿取得洗钱犯罪中的犯罪收益是否没收，应以上述第二种意见为佳。理由在于：首先，该善意第三人无偿取得的犯罪收益，实际上是当收归他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其次，善意第三人在无任何代价的前提下取得犯罪收益，吕然是出于善意，但对之没收并不会造成本人受到无端的损失；再者，对善意第三人无偿取得的犯罪收益予以没收，可以避免犯罪人事发后为躲避收缴犯罪收益时遇到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对于善意第三人无偿取得的犯罪收益应予以没收。
　　2．如果善意第三人取得犯罪收益时是有偿的，只要犯罪收益没有超出有偿部分，就不应当予以没收。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犯罪收益之所以不应当没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财产没有返还义务；第二，善意第三人取得犯罪收益，其本人是无辜的，甚至还是洗钱犯罪的间接受害者，如果没收其有偿取得的犯罪收益，势必会直接损害其合法权益，造成其财产无故受损，这是不公平的。第三，没收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的犯罪收益，还会妨碍正常的经济活动，引起正常的经济秩序紊乱，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有据于此，笔者认为，对善意第三人有偿取得的犯罪收益，只要其取得部分没有超出有偿部分，就不应当予以没收。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
若干问题研究

　　　　　　　　 陈 儒


内容提要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使检察职能与检察院内部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发生交叉、混合，造成了行政管理职能对检察职能的侵入和侵浸，掣肘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实现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必须坚持协调、高效、精减和渐进的原则，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实现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为核心目标，改革检察业务管理，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从而改变检察活动中单纯行政管理方式，还原司法管理方式，实现检察活动的司法化，保障检察监督职能有效行使。
关键词　行政化　检察职能　行政管理职能　检察官独立性　职能分离

正文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在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时，也总要履行与法律监督有关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但是由于当前我国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弊端的存在，使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侵入、侵蚀了检察职能，造成了检察制度的变形，影响了检察机关检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只有将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分离，才能还原和实现检察活动的司法性。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本文拟就“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分离”的内在动因、核心目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主要途径等若干问题试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期有裨于检察改革和司法实践。

一、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肇因
（一）检察权性质的准确定位是实现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认识基点
检察权性质的准确定位是检察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决定着检察改革的方向，也构成检察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实行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也必须以此为认识为基点，只有正确理解检察权的性质并予以准确定位，才能深刻认识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内在动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分离措施。
对于检察权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之分歧。“行政权说”从检察权具有的主动性、国家代表性、命令性和执行性特征上，认为检察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检察官是行政官；“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权与审判权具有“接近度”，检察官与法官具有“近似性”，检察官虽非法官，但“如同法官般”执行司法领域内的重要功能，在有些国家，检察官被称为“站着的法官”；“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但在体制上应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法律监督权说”将检察权作为独立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第三种国家权力，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对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实行监督的法律监督权。
笔者认为，仅从其权力特点和行使方式的角度分析，检察权无疑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双重属性。但定位我国检察权性质，不仅要从权力本身发展的共同性规律出发，还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尤其要从我国的宪政体制和司法体制出发进行“应然性”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集中制”来解释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和特征，而不应以“三权分立”学说作为“应然性”的依据来给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检察权定性，从而墨守司法权只是审判权的成规，否认检察权是司法权。根据我国的宪政体制及司法体制，我国宪政意义上的“司法权”就是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统一。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我国检察权在基本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在国家体制上仍属于司法权，在行使方式上具有司法与行政的双重属性。因此，对检察活动的管理模式就应既不同于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也应有别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而应根据检察权的性质和特点，按照司法规律，以司法管理方式管理检察活动。
（二）违背司法规律，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是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肇因
但是，检察制度在新时期重建以来，并没有按照司法规律建设检察机关，也没有按照司法管理方式管理检察业务，而是把检察机关视为行政机关，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管理检察活动，形成了检察机关内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造成了检察职能同内部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相互错位，影响了检察职能充分发挥。
1、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的涵义及形式
所谓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是指违背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性质和特征，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检察活动。它和法院的行政化共同构成我国的司法行政化问题。法院的行政化问题，众多学者俱已做过详细论述，而关于检察院的行政化问题，因对检察权及检察机关的性质在法理上一直没有澄清，且检察权在行使方式上确具司法性和行政性的双重属性，学者鲜有专门论述。同法院的行政化一样，检察院的行政化，也包括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表现在国家对检察机关的管理方式即检察机关的外部体制上，它涉及检察机关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检察人事权（尤其是检察长及副检察长人选）和财权的行政任命和行政拨付制。外部行政的直接后果是制约了检察权外部独立的效果；内部行政化是指检察活动内部管理上的行政化，即本文所指检察活动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内部行政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的合一，即检察业务活动的完全行政化，也就是说，对检察业务活动管理完全采取了行政模式，其弊端是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同化了检察职能；二是检察机关内部行政管理方式违背司法机关行政管理特点和规律，或者完全行政机关模式化，或者带有行政模式的痕迹，其弊端是造成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对检察职能的制约、干扰和侵袭。在行政化的检察活动管理模式下，检察职能同检察机关内部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发生交叉和、混合（同一），使行政管理职能侵入、侵蚀了检察职能，颠倒了检察职能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主次地位，造成检察制度的变形，使检察制度成为行政管理职能的附属，也从内部制约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2、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的主要表现及其弊端：
　　（1）办案体制完全行政化。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沿用的是以行政审批、集体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办案机制，即检察权由检察机关通过层层审批的方式集体行使，再由检察机关整体承担办案的法律责任。《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由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在这种办案体制中，普通检察官只是案件承办人员，即行政垂直线上底部的一个点。检察官办案，决定权集中于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部门负责人有审核权，这就使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副检察长、业务科（处）长成为决定案件的领导层，行政管理职能同化了检察职能。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一是“审而不定，定而不审”不符合司法活动直接性和亲历性的要求，难以保证诉讼决定和诉讼行为的正确性。二是造成了办案人员对领导的依赖，难以充分调动检察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不利于培养精英型检察官。三是办案环节过多，造成办案效率低下，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四是权责分离、责任不明，不利于错案追究责任制的落实。
（2）检察委员会构成和运作行政化。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机构，主要任务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是检察机关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下，检察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检察机关的行政领导（检察长、副检察长、政治部及其他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检委会构成上的行政色化，使检委会在运作上也被打上了很深的行政化烙印。由于检委会委员都是行政领导，且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行政职位高的委员的意见往往会影响甚至左右行政职位低的委员的意见。而行政职位低的委员也往往也会因为顾及领导关系而附合行政职位高的委员的意见，其结果就是，往往影响了检委会议事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案件，业务部门负责人或分管检察长在审核案件时，有是并不是因为案件重大、复杂或疑难，而是因为不愿承担领导责任，往往将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使检委会成了逃避责任的避风港。
（3）检察官任免行政化。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助理检察员由检察长直接任命，检察员由检察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但人大的任命实际上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审查，检察官的任命事实上由检察院自由决定：首先由其所在业务部门的领导和院领导推荐，再由人事部门考察，然后由院党组最终决定。因此，一个检察官是否能够成为检察官或者继续成为检察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所在检察院内部的别处一些有行政职务的检察官决定的。因此，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也势必会受到这种任免因素的影响。
（4）检察官惩戒手段行政化。根据《检察官法》，我国现行的检察官惩戒制度是一种内部的惩戒运行机制。这种内部的惩戒运行机制的重要弊端之一就是易产生部门保护主义，从而强化检察官对其所在部门及领导的行政依附性，使检察官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有所顾忌或者因需“投桃报李”而不能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
（5）检察官管理模式完全行政化。长期以来，在检察官的管理上，一直把检察官等同于检察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等同于行政机关的干部，完全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其中以检察官行政级别制最为典型。检察官管理模式的完全行政化，一方面，模糊了检察官同一般行政人员的界线，忽视了检察官的司法性，阻碍了检察官职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检察官之间过分行政化的阶位关系，强化了上下级之间的等级服从和责任，增强了下级检察官对上级检察官的过分依赖性，使检察官的独立性难以保障。
（6）检察官职位范围宽泛化和缺乏分类管理。检察院内部由检察官、司法行政人员、书记员和法警组成，除行使检察权的检察长外，还有一些不行使检察权的司法行政人员，也具有检察官职位。由于没有建立检察官的分类管理制度，检察官职位范围宽泛化使我国检察官队伍非常庞大，检察官比例极不协调，影响了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妨碍了检察官素质的提高和办案效率。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使本应成为检察职能的支撑和附属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在实际运行中却浸没了检察职能，掣肘了检察职能的发挥。必须实现这二种不同职能的分离，改变检察活动中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还原司法管理方式，实现检察活动的司法性。
二、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
-----实现检察职能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的核心目标
　　检察活动管理方式行政化弱化了检察机关的司法性，而司法性的核心就是要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因此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内部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就必须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检察权的独立性来核心目标。
　　（一）检察权独立性是检察权司法性质的本质要求
　　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检察权之所以需要独立行使，一是因为法律监督需要一种独立性。二是因为检察机关侦查权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需要一种独立性保障。三是因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应当具有独立性。四是因为司法审判权的独立有赖于检察权的独立性。但从根本上讲，检察权行使独立性，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是其司法性的本质要求。因为检察权行使独立性创造了正确运用和实施法律的必要条件，它使检察官能够排除非法干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服从法律，切实地贯彻法制原则。
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包括即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两个方面。外部独立性，指检察权运行过程遵循自身的规律而不受外部的非法干涉，它涉及在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与其他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就是指检察机关的外部独立性。检察权的外部独立是一种集体独立，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　　　　　　　　　　
检察机关的内部独立，是指检察官的个体独立性，其主要意义是：第一、检察官的独立性是检察业务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要求。检察权以公诉权为基本构成，而公诉是一种司法性很强的活动，是以亲历性为基础的个人判断和个体操作，赋予检察官独立性，可以防止“审而不定，定而不审”的有悖司法认识规律的做法，从而提高检察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检察官独立性是防止不正当干预的重要条件，有助于保障检察权的公正行使。第三、检察官独立性有利于保障诉讼效率。司法的效能，要求办案检察官的职务行为直接产生职务上的效力，而应避免环节过多，造成决定和行为实施迟缓。第四、检察官独立是检察机关集体独立的基础，没有检察官个体独立，检察机关集体独立则得不到有效保障。但是，检察官独立不同于“除了法律没有上司”的法官独立，它要受到“检察一体制”的限制。所谓“检察一体制”，是指检察机关上下形成一个整体，统一行使检察权，对内要求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检察官服从检察长、下级检察官服从上级检察官的命令，对外则要求“检察权的行使保持整体的统一。因此，检察机关的内部独立是有限的，不充分的。检察官在执行职务时，需接受上级的指示，其行为只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即相对独立性。“检察一体制”虽然限制了检察官执行职务的独立性，但并未否定检察官的独立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可以合法地对抗检察长的指令，如享有消极抗命权或积极抗命权。　　
　　 （二）我国检察机关独立性缺乏有效保障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检察权行使原则。与国外检察权的独立行使相比，我国检察权的独立性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检察机关相对于执政党与权力机关是不独立的。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检察机关独立性的表述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检察管理体制的行政化使检察权的行使受制过多，检察权的外部独立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三是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尚未获得法律的确认。在我国，宪法、司法机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种独立性，是一种集体独立，也就是外部独立，而非个人独立即官员独立。在现行体制中，检察官受检察长领导，任何检察活动应服从检察委员会的决定，虽然检察官也是检察权行使的主体，但在法律制度上还没有确立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法律还没有赋予检察官合法对抗行政指令权的能力。同时，诉讼法还是以人民检察院而非检察官为诉讼主体，检察官是检察院意志的执行者，其本身在诉讼法上还缺乏独立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国检察制度在新时期重建以来，完全以行政管理方式而不注意按照司法规律管理检察业务，使它难以做到“独立行使检察权”，难以做到“严格执法”，难以保证检察官的高素质，确是我国检察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教训。因此，作为检察改革的重要举措，实现检察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以强化检察权的司法性，保障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实现检察官的司法官化为核心目标。
三、改革检察业务管理　引入司法管理方式
-----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的根本途径
实行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须以改革检察业务管理，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为根据途径，主要措施如下：
（一）重新配置检察权，改革办案体制，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
改革目前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就要对检察权进行重新配置。借鉴国外检察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制度的特点，笔者建议对检察权可实行“三级配置”制，即明确规定检察委员会、检察长、检察官在检察工作中的权限和职责，逐步取消业务部门建制，变助理检察员为检察官助理，实行主诉检察官直接对检察长负责的办案体制，其核心是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
主诉检察官制是指在检察长领导下，在公诉部门实行的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负责人的检察官办案体制。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就是要打破检察活动中单纯的行政管理模式，引入司法管理方式，使检察官成为对办理案件有一定决定权和独立性的检察权行使主体，形成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权责统一的新的办案体制。主诉检察官制2000年在全国推行以来，在提高办案质量、造就高素质的公诉队伍、明确办案责任，落实错案追究制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政化的办案体制所固有的一些弊端。但是，由于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成熟的理论指导，在主诉检察官制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争议较多，分歧较大，影响了主诉检察官制的深入推行，使设立此项制度的初衷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笔者认为，主诉检察官制的推行无疑是正确的，它适应了刑诉法制度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是实现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必要和重要的举措。以“主诉检察官制的设定没有法律依据、主诉检察官的职责范围界定不清、主诉检察官的难以统一”为理由反对推行此项制度的同志，没有深刻认识到主诉检察官制的制度价值，也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此项改革及整个检察体制改革。因此，正确的做法不是否定和反对此项改革，当务之急是对主诉检察官制做进一步的完善：
1、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检察官法》，明确规定检察官的内部独立性，为主诉检察官制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为检察职能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提供法律依据。
2、完善检察官具体职权的设置，进一步理顺检察官同业务部门负责人、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关系。解决主诉检察官制的法律依据问题后，根据相当性和渐进性的原则，逐步扩大检察官的职权，同时逐步限缩业务部门负责人、副检察长及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职权，直到取消业务部门副检察长建制，最终将检察权主要配置给检察长及检察委员会，并明确规定各自职权范围、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切实做到权责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