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规划冲突的行政法理/王贵松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4: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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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政规划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为了确保规划的体系性和合理性，有必要对其冲突进行调整。在调整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之间的垂直冲突时，应遵循整合原则和逆流原则。如此，方能保证行政规划之间的协调统一，保证下级机关在宪法上的自主性地位。在同位规划之间发生水平冲突时，则应在法定空间内按照协商原则予以调整。如此，方能实现行政机关之间宪法上的平等地位与相互忠诚、合作的义务。
关键词: 行政规划 规划冲突 整合原则— 逆流原则 合法原则 协商原则
一、引言：行政规划法之宪法思考的必要
行政规划或行政计划，[1]在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中举足轻重，具有整合、优化、引导等多种功能，其制定权亦有“第二立法权”或“第四种权力”之称。[2]行政规划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逐渐形成了所谓的“计划国家”，依法律行政甚至为依规划行政所取代。行政规划对宪法构成了一系列的挑战，对议会主权的权威、对人民自由的保障、对行政机关相互之间关系、行政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关系的协调、对国家权力纵向关系中自治与集权的协调等均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回应这种挑战，如何协调行政规划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将宪法的理念落实在规划行政之中，是亟待现代行政法学乃至宪法学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的研究是我对行政规划法进行宪法思考的一个开始。行政规划具有综合调整功能，理应在内容上确保自身的合法性和科学性。而行政规划之间的协调一致就是其重要要求之一。本文研究行政规划之间的冲突，是为了解决、消除冲突；而如何调整行政规划的冲突，虽然我国目前主要依靠政治的手段，但其根本是一个宪法问题，涉及不同国家机关宪法地位的保障和相互关系的调整原理。解决行政规划之间的冲突，确保行政规划体系的统一性与合理性，这或许比解决行政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权利救济更为重要，因为体系和谐的规划堪称“源头活水”。
二、行政规划冲突及其缘起
行政规划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政府职能部门，几乎无一不制定规划。规划如此之多，不发生冲突，那简直是一个奇迹。那么，何为行政规划的冲突、又为何会发生行政规划的冲突呢？
（一）规划冲突及其类型
所谓行政规划的冲突，亦可简称为规划冲突，是指在行政规划的体系中，不同的行政规划就同一事项的强制性内容作出了矛盾的规定，以致无论实施哪一个规划都将导致另一规划无法实施的情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年）中规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但考察全国各省的“十一五规划”发现，至少12个省所规定的指标均低于20％，只有4个省高于这一标准，平均起来也无法完成全国的指标。[3]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规划冲突。
规划冲突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从规划之间的效力层次来看，可分为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之间的垂直冲突和同位规划之间的水平冲突。根据规划本身的效力层次，可将行政规划分为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大致可以根据下面两个标准加以判断：其一，制定规划的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在同一领域内，上级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划为上位规划。其二，规划本身的综合性程度。在同一领域内，具有相同法律地位的行政机关制定不同的规划，综合性程度高的规划为上位规划。[4]行政规划有上下之分，相应地，规划冲突就有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之间的垂直冲突，即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在同一事项的强制性内容上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一般而言，下位规划应根据上位规划来制定，但实践中却未必能和谐一致。例如，城市总体规划与其详细规划、专门规划之间发生的冲突即属于这一类型。而所谓水平冲突，是指同位规划之间就同一事项的强制性内容作出矛盾的设计而发生的冲突。同位规划的判断标准一般要看规划的制定主体的地位，如果制定机关的法律地位相同，则可能为同位规划。其次，要看规划本身的综合性程度。同一机关制定的综合性程度高的规划也是专门性规划的上位规划。综合性、具体化的程度相当的规划，就属于同位规划。例如，开发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之间可能就某土地的使用发生冲突，土地利用规划可能与文物保护规划发生冲突，等等。
（二）发生规划冲突的原因
规划本是人类运用自身的理性对未来进行设计的结果，为什么这种理性的结果还会发生冲突呢？毋庸置疑，人类的理性本身是有限的，运用有限的理性去设计无限复杂变动不居的未来，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
第一，行政规划的长期性与现实的变动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划一般旨在对未来作出规划，一般需经较长的期限方能实现。但是，囿于行政机关收集信息的局限性、预测的有限性，行政规划不见得能很好地与现实的发展相契合。如此，为了保证行政规划的实效性，行政规划将不得不作出修改、甚至终止实施。“修改规划，与其说是其病理现象，不如说是其生理现象。”[5]原本作为其他规划制定依据之一的行政规划发生了变更，其他规划将不免与其发生冲突。有的规划长期不作变动，可能落后于现实的发展。如果继续按照该规划实施，就很可能与其他根据现实发展而制定的新规划相冲突。[6]
第二，行政规划的综合性与行政机关的专门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行政规划多系政府职能部门甚至整个政府的未来蓝图，其内容常具有综合性，其执行手段也具有多样性。而行政机关由于技术性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专门化的现象也较为明显。但事务的存在并非根据行政机关的分工而分门别类，而是按照其自身的发展需要与其他事务纠缠在一起。行政机关在制定规划时要想系统地调整该事项的关系，就很难不牵扯其他机关的权限，就很难不与其他机关发生冲突。如果彼此缺乏沟通或者各不相让，自然要导致行政规划之间的冲突。这种常见的冲突有旅游规划（旅游部门编制）与土地利用规划（国土部门编制）之间的冲突等。
第三，行政规划的多重性与事项的特定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同一地域、同一事项等之上，可能会存在着多重行政规划。不同的行政机关对同一个事项都可能具有管辖权，因其规划目标不同、标准不一，就会导致不同的行政规划在同一地域的竞合和冲突。中央与地方很难作成统一的行政规划，不同类型的规划也不大可能合一化。常见的冲突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冲突等。
第四，行政规划的长期性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短期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行政规划的制定旨在规划较长时期内的安排，其效果也需逐渐展现，而很难如同行政处理行为一般立即实现。但绩效评估一般较短，以一届政府的期限算也就是五年时间。如果行政规划“千城一面”照搬照抄，那么所谓规划冲突则难以存在。但现实中，追求特色、“造福一方”是为官一任者的普遍心态。这种人为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规划冲突。
（三）规划冲突的特殊性
应该说，规划冲突与法律冲突是不同的。德国行政法学家福斯特霍夫（E．Forsthoff）曾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别：法律规范之间是一致还是矛盾的，可由解释的方法来确定。而规划冲突则并不适合于解释的方法，是否冲突只有在执行的阶段才能确定。法律规范冲突时，只能在否定冲突或肯定下位规范无效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而规划冲突则并非如此，例如，规划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与上位规划没有调和或没有很好的调和，或者可以并且也值得为进一步整合而努力，各种见解均有可能。[7]另外，规划的周期长短不一，适应新形势的行政规划应该在规划冲突中享有更高的正当性，而不是说下位规划就必须适应上位规划。不符合现实的行政规划，不论是上位规划还是下位规划，均应作出一定的调整。这也是规划冲突与法律冲突的一点差别。法律冲突中以合法性为最高标准，不合法的法规范即使有较高的正当性一般也不能予以承认，而应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加以解决。但规划冲突则不能拘泥于此，毕竟规划是面向未来发生效力的，符合现实发展的规划才能发挥其实效性。当然，规划冲突的解决虽然主要是协调的问题，但有时也还是存在着某一规划处于优位的情形，例如上位规划中的强制性标准即不得违反。
三、调整行政规划垂直冲突的原则与机制
解决规划冲突是确保行政规划体系融贯性的需要。下面就按照垂直和水平冲突的两大类型来讨论行政规划冲突如何调整的问题。
（一）调整规划垂直冲突的原则
法律的层级冲突一般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来解决。但行政规划之间的垂直冲突却较此更为复杂，并不能完全遵循这一规则而调整。如何调整垂直冲突，不仅与规划的性质有关，更关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垂直冲突大致应按照下面两个原则进行协调。
1．整合原则
所谓整合原则，就是指上位规划指导下位规划的制定，上位规划统辖下位规划，下位规划不得违反上位规划。一般而言，上位规划对下位规划具有拘束力，下位规划应符合上位规划的设计，如此才能发挥上位规划的调控功能。例如，《城乡规划法》第5条规定，“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以及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3 号）第二点规定，“总体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综合性规划，是编制本级和下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以及制定有关政策和年度规划的依据，其他规划要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第七点规定，“规划衔接要遵循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服从本级和上级总体规划，下级政府规划服从上级政府规划……的原则”。“依据”、“符合”和“服从”的措辞均表明，上位规划是下位规划的依据与基础，下位规划是上位规划的执行与延伸，下位规划不得违反上位规划。相应地，上位规划作出了变更调整，下位规划也应该根据上位规划作出相应的变更调整。但这一义务在我国有关规划的法律中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而只是在国务院的文件中有所说明。[8]
那么，上位规划对下位规划的拘束力来源于何处呢？其一，来源于法律的规定。例如，《城乡规划法》第20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更加明确地要求，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当以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以及其它上层次法定规划为依据；编制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分区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9]《城乡规划法》第48条第1款还规定，“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这也明确表明了上位规划的效力等级。第二，来源于上位规划制定者的行政法律地位。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10]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11]
关键词: 行政规划 规划冲突 整合原则— 逆流原则 合法原则 协商原则
一、引言：行政规划法之宪法思考的必要
行政规划或行政计划，[1]在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中举足轻重，具有整合、优化、引导等多种功能，其制定权亦有“第二立法权”或“第四种权力”之称。[2]行政规划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逐渐形成了所谓的“计划国家”，依法律行政甚至为依规划行政所取代。行政规划对宪法构成了一系列的挑战，对议会主权的权威、对人民自由的保障、对行政机关相互之间关系、行政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关系的协调、对国家权力纵向关系中自治与集权的协调等均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回应这种挑战，如何协调行政规划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将宪法的理念落实在规划行政之中，是亟待现代行政法学乃至宪法学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的研究是我对行政规划法进行宪法思考的一个开始。行政规划具有综合调整功能，理应在内容上确保自身的合法性和科学性。而行政规划之间的协调一致就是其重要要求之一。本文研究行政规划之间的冲突，是为了解决、消除冲突；而如何调整行政规划的冲突，虽然我国目前主要依靠政治的手段，但其根本是一个宪法问题，涉及不同国家机关宪法地位的保障和相互关系的调整原理。解决行政规划之间的冲突，确保行政规划体系的统一性与合理性，这或许比解决行政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权利救济更为重要，因为体系和谐的规划堪称“源头活水”。
二、行政规划冲突及其缘起
行政规划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政府职能部门，几乎无一不制定规划。规划如此之多，不发生冲突，那简直是一个奇迹。那么，何为行政规划的冲突、又为何会发生行政规划的冲突呢？
（一）规划冲突及其类型
所谓行政规划的冲突，亦可简称为规划冲突，是指在行政规划的体系中，不同的行政规划就同一事项的强制性内容作出了矛盾的规定，以致无论实施哪一个规划都将导致另一规划无法实施的情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年）中规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但考察全国各省的“十一五规划”发现，至少12个省所规定的指标均低于20％，只有4个省高于这一标准，平均起来也无法完成全国的指标。[3]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规划冲突。
规划冲突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从规划之间的效力层次来看，可分为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之间的垂直冲突和同位规划之间的水平冲突。根据规划本身的效力层次，可将行政规划分为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大致可以根据下面两个标准加以判断：其一，制定规划的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在同一领域内，上级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划为上位规划。其二，规划本身的综合性程度。在同一领域内，具有相同法律地位的行政机关制定不同的规划，综合性程度高的规划为上位规划。[4]行政规划有上下之分，相应地，规划冲突就有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之间的垂直冲突，即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在同一事项的强制性内容上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一般而言，下位规划应根据上位规划来制定，但实践中却未必能和谐一致。例如，城市总体规划与其详细规划、专门规划之间发生的冲突即属于这一类型。而所谓水平冲突，是指同位规划之间就同一事项的强制性内容作出矛盾的设计而发生的冲突。同位规划的判断标准一般要看规划的制定主体的地位，如果制定机关的法律地位相同，则可能为同位规划。其次，要看规划本身的综合性程度。同一机关制定的综合性程度高的规划也是专门性规划的上位规划。综合性、具体化的程度相当的规划，就属于同位规划。例如，开发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之间可能就某土地的使用发生冲突，土地利用规划可能与文物保护规划发生冲突，等等。
（二）发生规划冲突的原因
规划本是人类运用自身的理性对未来进行设计的结果，为什么这种理性的结果还会发生冲突呢？毋庸置疑，人类的理性本身是有限的，运用有限的理性去设计无限复杂变动不居的未来，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
第一，行政规划的长期性与现实的变动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划一般旨在对未来作出规划，一般需经较长的期限方能实现。但是，囿于行政机关收集信息的局限性、预测的有限性，行政规划不见得能很好地与现实的发展相契合。如此，为了保证行政规划的实效性，行政规划将不得不作出修改、甚至终止实施。“修改规划，与其说是其病理现象，不如说是其生理现象。”[5]原本作为其他规划制定依据之一的行政规划发生了变更，其他规划将不免与其发生冲突。有的规划长期不作变动，可能落后于现实的发展。如果继续按照该规划实施，就很可能与其他根据现实发展而制定的新规划相冲突。[6]
第二，行政规划的综合性与行政机关的专门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行政规划多系政府职能部门甚至整个政府的未来蓝图，其内容常具有综合性，其执行手段也具有多样性。而行政机关由于技术性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专门化的现象也较为明显。但事务的存在并非根据行政机关的分工而分门别类，而是按照其自身的发展需要与其他事务纠缠在一起。行政机关在制定规划时要想系统地调整该事项的关系，就很难不牵扯其他机关的权限，就很难不与其他机关发生冲突。如果彼此缺乏沟通或者各不相让，自然要导致行政规划之间的冲突。这种常见的冲突有旅游规划（旅游部门编制）与土地利用规划（国土部门编制）之间的冲突等。
第三，行政规划的多重性与事项的特定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同一地域、同一事项等之上，可能会存在着多重行政规划。不同的行政机关对同一个事项都可能具有管辖权，因其规划目标不同、标准不一，就会导致不同的行政规划在同一地域的竞合和冲突。中央与地方很难作成统一的行政规划，不同类型的规划也不大可能合一化。常见的冲突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冲突等。
第四，行政规划的长期性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短期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行政规划的制定旨在规划较长时期内的安排，其效果也需逐渐展现，而很难如同行政处理行为一般立即实现。但绩效评估一般较短，以一届政府的期限算也就是五年时间。如果行政规划“千城一面”照搬照抄，那么所谓规划冲突则难以存在。但现实中，追求特色、“造福一方”是为官一任者的普遍心态。这种人为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规划冲突。
（三）规划冲突的特殊性
应该说，规划冲突与法律冲突是不同的。德国行政法学家福斯特霍夫（E．Forsthoff）曾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别：法律规范之间是一致还是矛盾的，可由解释的方法来确定。而规划冲突则并不适合于解释的方法，是否冲突只有在执行的阶段才能确定。法律规范冲突时，只能在否定冲突或肯定下位规范无效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而规划冲突则并非如此，例如，规划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与上位规划没有调和或没有很好的调和，或者可以并且也值得为进一步整合而努力，各种见解均有可能。[7]另外，规划的周期长短不一，适应新形势的行政规划应该在规划冲突中享有更高的正当性，而不是说下位规划就必须适应上位规划。不符合现实的行政规划，不论是上位规划还是下位规划，均应作出一定的调整。这也是规划冲突与法律冲突的一点差别。法律冲突中以合法性为最高标准，不合法的法规范即使有较高的正当性一般也不能予以承认，而应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加以解决。但规划冲突则不能拘泥于此，毕竟规划是面向未来发生效力的，符合现实发展的规划才能发挥其实效性。当然，规划冲突的解决虽然主要是协调的问题，但有时也还是存在着某一规划处于优位的情形，例如上位规划中的强制性标准即不得违反。
三、调整行政规划垂直冲突的原则与机制
解决规划冲突是确保行政规划体系融贯性的需要。下面就按照垂直和水平冲突的两大类型来讨论行政规划冲突如何调整的问题。
（一）调整规划垂直冲突的原则
法律的层级冲突一般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来解决。但行政规划之间的垂直冲突却较此更为复杂，并不能完全遵循这一规则而调整。如何调整垂直冲突，不仅与规划的性质有关，更关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垂直冲突大致应按照下面两个原则进行协调。
1．整合原则
所谓整合原则，就是指上位规划指导下位规划的制定，上位规划统辖下位规划，下位规划不得违反上位规划。一般而言，上位规划对下位规划具有拘束力，下位规划应符合上位规划的设计，如此才能发挥上位规划的调控功能。例如，《城乡规划法》第5条规定，“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以及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3 号）第二点规定，“总体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综合性规划，是编制本级和下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以及制定有关政策和年度规划的依据，其他规划要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第七点规定，“规划衔接要遵循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服从本级和上级总体规划，下级政府规划服从上级政府规划……的原则”。“依据”、“符合”和“服从”的措辞均表明，上位规划是下位规划的依据与基础，下位规划是上位规划的执行与延伸，下位规划不得违反上位规划。相应地，上位规划作出了变更调整，下位规划也应该根据上位规划作出相应的变更调整。但这一义务在我国有关规划的法律中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而只是在国务院的文件中有所说明。[8]
那么，上位规划对下位规划的拘束力来源于何处呢？其一，来源于法律的规定。例如，《城乡规划法》第20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更加明确地要求，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当以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以及其它上层次法定规划为依据；编制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分区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9]《城乡规划法》第48条第1款还规定，“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这也明确表明了上位规划的效力等级。第二，来源于上位规划制定者的行政法律地位。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10]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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