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刀背后的司法容忍度/刘练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4 05: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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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刀背后的司法容忍度
刘练军.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近日，郑州市民吴伟春因在随身携带的钥匙链上挂了一把小水果刀，而被郑州市公安局二七第二分局行政拘留三天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这把让吴先生身陷“囹圄”的小水果刀，系他从正规超市购买的，说明书上说其功能是“适合各类瓜果、蔬菜、薯类削皮等”。随身携带这样一把司空见惯的小水果刀也能摊上行政拘留这种“大事”，不但令当事人吴先生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傍观者也难免不知所以、不知所从。
郑州警方对此的解释是，根据公安部发布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第三项之规定，吴先生携带的这把弹簧水果刀属于管制刀具，而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非法携带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因而对吴先生拘留三天之处罚合法无虞。
警方的这个解释看似有根有据、天衣无缝，实则大谬不然，其处罚明显失当，理应检讨。在此起事件中，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法律问题值得警方深思，同时理应与之反躬自省的还有全国人大等立法者。
首先，那把小水果刀妨碍社会治安秩序了吗？那把水果刀被吴先生随身携带多日，不但此前未对社会治安秩序构成任何危害，就是被警方盘问并处罚的当天，那把水果刀也未对谁的权益构成某种侵害。既然在社会危害方面一片空白，那拘留三日之重罚不就显然不当了吗？
或许有人说，治安处罚的目的之一是预防社会危害，那把水果刀现在没有产生危害，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如此。鉴于将来有可能形成某种侵害确实可以依法予以处罚，但正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想当然的可能，所以，处罚时一定要从轻甚至免予处罚。处罚便宜原则所对应的正是此类情形。
所谓处罚便宜原则，是指在特别情形下，违反秩序之不法内涵是如此的渺小，以及其危险是如此的遥远，以致于加以追诉或处罚是不恰当的，或无论如何都是不必要的，故例外地不予追诉或处罚。这种便宜原则在其他执法过程中同样存在，比如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就常常适用起诉便宜原则，对那些有足够证据证明犯罪嫌疑并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作不起诉处理。
如果非要对随身携带水果刀这种管制刀具的吴先生予以处罚，那至少也应该尊重处罚便宜原则，对其从轻处罚，如对他处以警告或没收其水果刀等。毕竟，他主观上对这把水果刀的管制刀具属性毫无意识（又有谁能想到呢？！），而客观上随身携带此刀并未产生任何社会危害性。
最后，此事件中最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所谓管制刀具可以在各种超市堂而皇之地无条件出售呢？为什么任何人都胆敢公开藐视公安部制定的“特种刀具购买证”制度，可以在超市等地恣意“非法”购买各种管制刀具呢？长期以来，警方为什么对这两种普遍存在的“非法”之举听之任之、视而不见？不是身为执法者的警方“违法”不作为在先，怎么会有各种管制刀具满街跑呢？吴伟春先生又怎么会因随身携带管制刀具而被拘留呢？
可以说，警方“违法”是因，吴伟春“违法”是果。对作为因的违法一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对偶尔被发现的作为果的违法却追责到底、严惩不贷，天下有这么执法的嘛？这不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吗？法律平等首先是执法上的平等。既然警方可以带头不执行公安部制定的管制刀具等规定，为什么却要平民百姓对之奉行不移呢？执法如此人己有别、双重标准，不是公然违背法治的平等精神吗？
上述三个层面的法律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问题，即我国立法与执法的容忍度问题，其归根结蒂是我国政治社会的容忍度问题。意识形态尤其敌我观念和专政思维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社会总体上是个容忍度相当低的社会，立法和执法的高度封闭性和严苛性堪称其典型外在表征。无论是公安部发布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其规定都是相当严厉的。前者甚至将我们日常所见的几种刀具统统纳入管制刀具范围，后者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只有一条即第三十六条未设定拘留处罚，其余皆有。
行政拘留处罚如此遍地开花，实乃不符人权保障之时代潮流。须知，包括我国台湾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裁决权划归给法院，而我国最基层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就可以作出不受司法审查且最长可达十五天的行政拘留决定。我国距离充分保障人权的法治社会距离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不仅仅只有《管制刀具认定标准》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承载着严管制、低容忍的社会治理理念，诸如民政、人事、文化、教育、旅游、卫生、计划生育、城乡建设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无不笼罩在严格管制与低度容忍的思维定势之下。试举一例。我国《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国务院发布）第十六条要求娱乐场所应当安装展现室内整体环境的透明门窗，第十七条规定“营业期间，歌舞娱乐场所内亮度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此等规定表面上看是着眼于娱乐场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实则是难以容忍娱乐本身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对娱乐物理空间的严格管制，必然导致对娱乐本身的低度容忍，最后使娱乐都踏上国家化的道路。
对刀具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物品严格管制，社会治安未必一定良好。果真如此的话，那人民拥有持枪权利的美国岂不是人人望而却步的犯罪天堂？同理，对一些轻微违法行为动不动用拘留等严刑峻法伺候，未必能有效抑制违法犯罪的发生。不宁唯是，低容忍度的严刑峻法还往往对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构成双重遏制，容易使社会丧失发展所必须的基本活力，从而走向了规制目标的反面，最终被规训的不只是人民，还包括国家本身。社会失去活力的国家，其潜在的国力几何自然可想而知。
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好武器，是权利而不是权力。高容忍度的立法和执法，既能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又能造就相对稳定成熟的社会秩序。不管是立法还是执法，都应该容忍人民在自己的钥匙链上栓把小水果刀。对于人民屁股后面挂的那把小水果刀大可不必动用警力，因为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人民有权利、社会有秩序和国家有魅力。
出处:《东方早报》2013-2-27 A23版
刘练军.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近日，郑州市民吴伟春因在随身携带的钥匙链上挂了一把小水果刀，而被郑州市公安局二七第二分局行政拘留三天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这把让吴先生身陷“囹圄”的小水果刀，系他从正规超市购买的，说明书上说其功能是“适合各类瓜果、蔬菜、薯类削皮等”。随身携带这样一把司空见惯的小水果刀也能摊上行政拘留这种“大事”，不但令当事人吴先生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傍观者也难免不知所以、不知所从。
郑州警方对此的解释是，根据公安部发布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第三项之规定，吴先生携带的这把弹簧水果刀属于管制刀具，而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非法携带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因而对吴先生拘留三天之处罚合法无虞。
警方的这个解释看似有根有据、天衣无缝，实则大谬不然，其处罚明显失当，理应检讨。在此起事件中，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法律问题值得警方深思，同时理应与之反躬自省的还有全国人大等立法者。
首先，那把小水果刀妨碍社会治安秩序了吗？那把水果刀被吴先生随身携带多日，不但此前未对社会治安秩序构成任何危害，就是被警方盘问并处罚的当天，那把水果刀也未对谁的权益构成某种侵害。既然在社会危害方面一片空白，那拘留三日之重罚不就显然不当了吗？
或许有人说，治安处罚的目的之一是预防社会危害，那把水果刀现在没有产生危害，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如此。鉴于将来有可能形成某种侵害确实可以依法予以处罚，但正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想当然的可能，所以，处罚时一定要从轻甚至免予处罚。处罚便宜原则所对应的正是此类情形。
所谓处罚便宜原则，是指在特别情形下，违反秩序之不法内涵是如此的渺小，以及其危险是如此的遥远，以致于加以追诉或处罚是不恰当的，或无论如何都是不必要的，故例外地不予追诉或处罚。这种便宜原则在其他执法过程中同样存在，比如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就常常适用起诉便宜原则，对那些有足够证据证明犯罪嫌疑并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作不起诉处理。
如果非要对随身携带水果刀这种管制刀具的吴先生予以处罚，那至少也应该尊重处罚便宜原则，对其从轻处罚，如对他处以警告或没收其水果刀等。毕竟，他主观上对这把水果刀的管制刀具属性毫无意识（又有谁能想到呢？！），而客观上随身携带此刀并未产生任何社会危害性。
最后，此事件中最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所谓管制刀具可以在各种超市堂而皇之地无条件出售呢？为什么任何人都胆敢公开藐视公安部制定的“特种刀具购买证”制度，可以在超市等地恣意“非法”购买各种管制刀具呢？长期以来，警方为什么对这两种普遍存在的“非法”之举听之任之、视而不见？不是身为执法者的警方“违法”不作为在先，怎么会有各种管制刀具满街跑呢？吴伟春先生又怎么会因随身携带管制刀具而被拘留呢？
可以说，警方“违法”是因，吴伟春“违法”是果。对作为因的违法一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对偶尔被发现的作为果的违法却追责到底、严惩不贷，天下有这么执法的嘛？这不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吗？法律平等首先是执法上的平等。既然警方可以带头不执行公安部制定的管制刀具等规定，为什么却要平民百姓对之奉行不移呢？执法如此人己有别、双重标准，不是公然违背法治的平等精神吗？
上述三个层面的法律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问题，即我国立法与执法的容忍度问题，其归根结蒂是我国政治社会的容忍度问题。意识形态尤其敌我观念和专政思维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社会总体上是个容忍度相当低的社会，立法和执法的高度封闭性和严苛性堪称其典型外在表征。无论是公安部发布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其规定都是相当严厉的。前者甚至将我们日常所见的几种刀具统统纳入管制刀具范围，后者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只有一条即第三十六条未设定拘留处罚，其余皆有。
行政拘留处罚如此遍地开花，实乃不符人权保障之时代潮流。须知，包括我国台湾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裁决权划归给法院，而我国最基层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就可以作出不受司法审查且最长可达十五天的行政拘留决定。我国距离充分保障人权的法治社会距离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不仅仅只有《管制刀具认定标准》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承载着严管制、低容忍的社会治理理念，诸如民政、人事、文化、教育、旅游、卫生、计划生育、城乡建设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无不笼罩在严格管制与低度容忍的思维定势之下。试举一例。我国《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国务院发布）第十六条要求娱乐场所应当安装展现室内整体环境的透明门窗，第十七条规定“营业期间，歌舞娱乐场所内亮度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此等规定表面上看是着眼于娱乐场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实则是难以容忍娱乐本身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对娱乐物理空间的严格管制，必然导致对娱乐本身的低度容忍，最后使娱乐都踏上国家化的道路。
对刀具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物品严格管制，社会治安未必一定良好。果真如此的话，那人民拥有持枪权利的美国岂不是人人望而却步的犯罪天堂？同理，对一些轻微违法行为动不动用拘留等严刑峻法伺候，未必能有效抑制违法犯罪的发生。不宁唯是，低容忍度的严刑峻法还往往对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构成双重遏制，容易使社会丧失发展所必须的基本活力，从而走向了规制目标的反面，最终被规训的不只是人民，还包括国家本身。社会失去活力的国家，其潜在的国力几何自然可想而知。
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好武器，是权利而不是权力。高容忍度的立法和执法，既能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又能造就相对稳定成熟的社会秩序。不管是立法还是执法，都应该容忍人民在自己的钥匙链上栓把小水果刀。对于人民屁股后面挂的那把小水果刀大可不必动用警力，因为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人民有权利、社会有秩序和国家有魅力。
出处:《东方早报》2013-2-27 A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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