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民政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财政部、民政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问题的通知

财社[2003]83号
2003年7月21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民政厅(局)、编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民政局、编办：

　　为贯彻执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国务院第381号令)，切实保障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以下简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就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问题通知如下：

　　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是城市社会救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地方财政、民政部门和机构编制管理部门要明确职责，各地救助站要认真甄别救助对象，积极采取措施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给予及时救助。

　　二、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由民政部门主管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以下简称救助站)，应按照合理布局的原则，由省级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各地原有的收容遣送站应通过调整转为救助站。需要新建的救助站，由县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各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要做好救助站设立(变更)、人员编制核定和登记管理工作。

　　三、救助站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所需救助管理经费由同级地方财政部门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救助站同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当年实际救助情况，安排调整救助站经费预算。对救助任务重，同级财政部门安排经费有困难的，由省级财政部门给予适当补助。未设立救助站的城市，同级财政部门要安排城市临时救济资金，用于救助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

　　四、救助站开支的救助管理经费包括机构经费和专项救助经费。机构经费主要用于救助站开展正常工作和大型设备购置、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等支出。各级地方财政部门应根据救助站工作实际情况，参照同级同类事业单位定员定额标准核定基本支出，保障救助站工作人员按国家政策规定应享受的工资、奖金和各项福利待遇以及救助站日常公用经费支出；救助站的大型设备购置、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等专项，按照项目预算管理要求和程序报批。专项救助经费主要用于救助站为救助对象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站内突发急病救治费和帮助其返家等必需的支出。各级地方财政、民政部门要本着既保障救助对象基本生活权益，又有利于克服救助对象依赖政府救助思想的原则，在科学合理地测算救助对象基本生活定量定额标准基础上，结合站内常年救助人数等情况核定专项救助经费。

　　五、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给予救助，是一项临时性救助措施。救助站不得向救助对象及其亲友收取任何费用。各级地方财政、民政部门要通过开展社会捐助活动等多渠道筹集资金，统筹用于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六、各级地方财政、民政部门要加强救助管理资金的管理，救助站要按照国家有关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自觉接受审计、财政、民政等部门的审计和监督检查。

　　七、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后，为反映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由民政部门主管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开支的救助管理经费，在《2003年政府预算收支科目》和《2004年政府预算收支科目》1704款“农村及其他社会救济”科目下增设170403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机构”科目，同时取消第170503项“收容遣送”科目。

　　八、各级地方财政、民政部门要根据通知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救助管理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财政部、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关于收容遣送工作中跨省遣送所需经费支付问题的通知》的通知》([92]财文字第758号)，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废止。


来源:
http://www.mca.gov.cn/artical/content/WJYL_LLJZ/2004816162347.html


　　　　　　　　张某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兼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明知”的认定

犯罪嫌疑人张某系个体金银首饰加工匠，从事首饰加工、销售十余年时间。2012年5月4日甲（另案处理）窃得金项链一条、金耳钉一对，后来到犯罪嫌疑人张某处销售，经双方商定，被告人张某以现金400元购得上述二件首饰，经鉴定，该项链、耳钉市场价格为2500余元。
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收购金项链、金耳钉时是否明知该二件首饰为盗窃之物、即是否构成犯罪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不构成犯罪，尽管收购价格与赃物实际价值存在差价，但因为收购行为系平等的民事关系，张某之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之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张某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向甲收购金首饰，可推定其明知金首饰系盗窃而来的，其仍予以收购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该罪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前提条件。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在买赃卖赃过程中经常是一对一的，不论是在时间、地点、交易人员上其隐蔽性都很强，在不能获取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被告人口供来认定是很难找到突破口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怎样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也是一个难点。笔者认为，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明知”的认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行为的时间。即行为人初次见到、接触赃物的时间，如果是在深更半夜，或明知当地刚发生了重大盗窃、抢劫等犯罪案件，尽管行为人矢口否认不知是赃物，也可以认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对物品的赃物性质是明知的。
第二，行为的地点。如查明收购、转移、销售赃物的地点是在隐秘的地点、偏远地点、本案作案现场附近等，就可以认定为明知是赃物。
第三，物品的价格。一般来说，本犯为使赃物尽快脱手，变成可流通的货币形式，其转手赃物的价格往往相对低于同类物品的市场价格。如果行为人收受物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就可作为判断行为人明知赃物的一个因素。
第四，物品的特征。本犯为避人耳目，往往将犯罪所得之物品拆整为零，或者物品被改头换面，或者将新物当旧物甚至废品处理，因而，销售的物品具有上述特征的，往往可以作为认定行为人明知是赃物的一个因素。
第五，合法凭证。即对于大宗或者特殊物品，本犯往往不能提供物品的合法购买、持有凭证（发票等），据此可以作为认定为明知赃物的一个因素。
第六，交易的方式。行为人与本犯商定或事实上在秘密时间或地点交付物品 ,或者交易时本犯与行为人不直接见面交付物品，然后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的。
具体到本案来分析，在犯罪嫌疑人张某收购赃物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点：第一、犯罪嫌疑人未向甲索要首饰等购物发票等合法持有手续，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第二、本案涉案赃物市场价值为2500余元，而犯罪嫌疑人以低于市场价格几倍的价钱收购，二者价格相差甚远，尤其是犯罪嫌疑人作为一个加工金银首饰十余年的业内人士来说，这样大的差价，张某当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收购首饰来路不正。因此，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明知或者应知该二件首饰为犯罪所得的情况下，还予以低价收购，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