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关于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审计业务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1994年3月2日，财政部、中国证监会

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均富国际会计公司北京常驻代表处、有关境外上市企业：
为保证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审计业务的质量和进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规定，现对在中国境内执行审计业务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有关管理方面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由于中国企业是到境外上市，因此，应该由上市企业委托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该企业发行股票和上市地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符合当地法律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的允许临时执行此项业务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
二、除已经批准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中国境外的会计师事务所，持有我国企业发行股票和上市地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执行上市业务的有效证明材料（例如当地证券管理部门或证券交易所签发的执行证券业的资格证书，或推荐函，或五份以上近一年内为当地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报告等）、法律认可的会计师组织有关职业道德的证明，可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申请《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可接受委托，承办此项业务。
三、所有接受委托承办业务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和国际通行的审计职业道德准则，严禁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所有业务，均应由上市企业采取招标的办法，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选择，任何单位、任何部门均不得进行干预。接受委托承办业务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应当信守协议，严格按照双方确认的委托约定办事，确保业务进度和质量标准。
四、所有接受委托承办业务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应当选择能够胜任的高级业务主管进行筹划，组织足够的、具有会计师资格和丰富的审计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队伍，并自始至终在上市企业完成全部工作后，所有被选派执行此项业务的人员，均应该熟悉中国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企业的情况：凡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需从中国境外选派临时来华执行业务的专业人员，经批准可以承办此项业务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选派的专业人员，均应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严格控制非专业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数量。
五、为了加速工作进度、确保工作质量、降低审计成本，所有接受委托承办业务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选择具有执行证券业务资格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合作伙伴。凡能够由中国会计师承担的有关业务，可以委托中国注册会计师承办。中、外会计师事务所合作的有关事项，由上市企业、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协商确定。
六、所有接受委托承办业务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完整的会计纪录，一切财务收支，都必须在中国境内如实进行会计核算，并接受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检查监督。
七、所有接受委托承办业务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合理收费。在与委托人商定收费标准后，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八、为保证审计质量和工作进度，防止业务过于集中在某一家或几家会计师事务所，在所有接受委托承办业务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将考虑每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承受能力，对超出本身能力之外的业务，将建议上市企业进行调整，另行选择委托对象。
上述各项规定，所有接受委托承办业务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均应切实遵守。凡违反上述规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条之规定，除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外，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其他条款者，按相应的处罚规定进行处罚。


界定公共利益意义何在

曲宇辉


　　2010年初，国务院法制办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以第三条对“公共利益”作了六项例举。笔者认为，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不协调、不统一，不仅不能解决房屋拆迁中的实际问题，还会给我国的建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公共利益，千言万语道不明
　　《物权法》颁布后，参与《物权法》起草的专家学者纷纷在全国讲课，其中人人必讲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说的无非是三层意思：一是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把界定“公共利益”当作一个重要课题进行了研究，二是研究的结果是“公共利益”不宜例举，也无法例举，甚至都不能从法律上作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三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未从法律上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即使有例举，各国也不相同。概括起来，界定“公共利益”，是世界性难题。
　　专家们讲到的一个实例，很有意思。某国某小镇要征地建工厂，如果按我国目前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识，私营企业建设必定归类为非“公共利益”，然而该小镇经征求市民意见和议会辩论表决，最后的结论是该私营企业建设属于“公共利益”，原因是这个私营企业的建设能为小镇带来税收和就业岗位，而企业职工的吃、住、行、穿、娱等，又可以带动小镇的相关行业。
　　如果界定公共利益确有必要，个人认为，大不了花它几年时间写它几万字。如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是“公共利益”，而其中的招待所则一半是“公共利益” 一半是非“公共利益”。又如中学，先分私立、公立两类，私立是非“公共利益”，但其带征的道路、绿化用地是“公共利益”；公立中学再继续细分其中的房屋用途，教学用的房屋、学生住的房屋、师生吃饭的食堂，是“公共利益”，对师生以外销售的食堂，是非“公共利益”，等等。这些单位征地，辛苦一下国土部门，仔细算一下，几分之几是属于“公共利益”，几分之几是属于非“公共利益”，然后征地时对农民说，征你1亩地，其中7分地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有3分地是非“公共利益”。 至于拆迁，也得辛苦建设（房管）部门算一下，拆几分之几的房子是为了“公共利益”，拆几分之几是的房子是为了非“公共利益”，但问题的关键，能这样征地、这样拆迁吗？由此回到下个的问题，公共利益，确有界定的必要吗？
　　2、公共利益，有界定的必要吗
　　细读《征求意见稿》，界定公共利益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征收”与 “非征收”，区分“征收”与 “非征收”的目的，是“非征收”可以实行价格协商，并通过价格协商获得比“征收”更高的补偿。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让我们反过来想一想这个问题，难到说“征收”就可以比“非征收”少补偿？这不是与《征求意见稿》的立法宗旨——“公平补偿”相违背吗。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许多地方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要比一般建设项目要低一些，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土部花了几年的时间在全国推行征地“同地同价”，即征收同一等级同一类别的土地，补偿价格相同，不因征收后建设项目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各地也先后按照“同地同价”的原则公布了新的征地补偿标准并严格执行。在城市房屋拆迁上，一些地方也先后实行拆迁“同房同价”。如近年一些地方因铁路建设征地拆迁，虽然铁路部门拿出来的钱远低于当地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但地方并不以“公共利益”让老百姓吃亏，而是按照征地“同地同价”和拆迁“同房同价”，以地方财力给予补足到当地正常的补偿价格。毕竟老百姓相信的是征地“同地同价”和拆迁“同房同价”，要的也是征地“同地同价”和拆迁“同房同价”。以是否“公共利益” 实行征地“同地不同价”和拆迁“同房不同价”，将是历史的倒退。
　　3、商业拆迁，对谁有利对谁弊
　　《征求意见稿》虽无“商业拆迁”四字，但第四十条中的“非因公共利益”，已让一些学者津津乐道，似乎是找到了保护被拆迁人的仙方，认为“将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彻底分开后，可以将利益关系明确化，这样在商业拆迁过程当中，政府才可以真正地作为一个中间裁判的角色对于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评判，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的制度，政府和开发商是搅在一块的。这样一种改变，至少能够减少暴力拆迁的发生”。
　　如果真让老百姓与开发商价格协商，我们想过没有，在此类协商中，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谁能保证协商的结果就一定是老百姓增加补偿，谁又保证开发商就不会通过协商来降低补偿？作为一般规律，强势者喜欢协商，但毕竟不是每一个被拆迁人都是有权有势的。推崇商业拆迁，究竟是为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还是为了某些有权势者的个人利益，究竟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还是为开发商代言，在我国现行经营性用地招拍挂供地政策下是否还有商业拆迁，真值得大家深思长考。